让生物统计帮上医学的忙

　　博士毕业后，俞章盛一直致力于生物统计、临床和转化医学研究工作。

　　“一个团队里有两个最重要的人，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搞生物统计的人。”俞章盛认为，现代医学研究不是医生一个人的研究，要靠团队合作，而生物统计学就是最重要的一门支撑学科。项目从开始立项、设计到数据搜集、分析、成果发表，生物统计人员都必须共同参与。“统计设计上应该怎么做？样本量需要多少病人？如何随机搜集样本？生物统计人员如果不能前期介入，那么后期的数据分析没有任何意义。”

　　在美国，每年有近6000亿美元疼痛相关治疗费用和7000万亿人次疼痛门诊流量。如癌症会给病人带来长时间的疼痛，而止痛药使用过多会上瘾。在获得最佳止痛效果的同时，尽量降低止痛药的使用量，这对病人健康尤其重要。在印第安纳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期间，俞章盛曾和医学院专家合作，进行临床实验，开发出一种新的疼痛管理模式，显著降低了病人慢性疼痛指数，对临床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伴随着现代临床研究的发展，相关性的生存分析数据在医学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如癌症病人复发事件、肾移植病人的住院事件，以及多中心临床试验中的死亡事件。然而，通常情况下，复发、死亡、康复等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之间并没有关联，即变量之间没有固定的函数形式。俞章盛和他的导师用局部核回归估计的方法，成功建立了正态分布的模型，拓展并深化了对相关性生存数据的分析，使得预测病人未来病情的走向有迹可循。

　　6年研究生涯，俞章盛共发表医学期刊论文50余篇；还发展了可用于癌症预后建模的相关性生存分析非参数回归方法，提高了生存分析数据建模的准确性及效率；针对癌症研究中常见的复发事件数据，建立时变系数模型，揭示传统分析方法未能发现的医学结论；发展在生存分析和纵向数据的联合模型中的变量选择方法，为癌症高维数据的降维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

　　“国内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除了生物统计学者，俞章盛还有一个身份：SCI杂志Statistics in Medicine和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Complexity的副主编、两个国际医学SCI期刊统计编辑。

　　在去年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的一场讲座上，有人问俞章盛：“为什么国内很多医学杂志稿件被撤稿？”俞章盛思考良久，回答说：“科研体制问题！医生要做试验、发论文，却没有合适的科研结构支持。而在国外医学院，临床试验都有生物统计系、生物信息系等众多单位协同合作。”就是冲着国内对生物统计的需求，俞章盛决定回国发展生物统计。

　　得知俞章盛决定回国，朋友们都觉得很惊讶，因为回国意味着放弃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全职终身教授身份，放弃稳定优越的生活，在差别极大的科研环境里从零开始。

　　俞章盛说，早年他的父亲患有肾病。父亲去世后几年，在和相关医生合作时他了解到，高血压和肾功能有着紧密的联系。而父亲得肾病前被医生忽视的前兆，就是高血压，牙齿大量出血。当时国内的医生还没有意识到肾病和高血压的关联性，所以只当高血压处理。现在回想起来俞章盛深感惋惜，“如果生物统计在国内发展起来，那么父亲的肾病就能提早发现。”这也更加坚定了他回国发展生物统计的想法。

　　“其实中国的病人资源远比美国丰富，数据规模大且病人依从性高。”想到这点，俞章盛本就不大的眼睛挤成一条线。“搜集2000个病人数据，在中国1年就搜集完了，在美国可能需要搜集3年。”

　　回国来到交大，俞章盛担任交大—耶鲁联合生物统计中心副主任。除了科研，在学科建设上俞章盛有着很多设想。

　　国内学生物统计的人有两个极端：要么特别注重理论，要么只做应用。“脱节非常严重！”这也是很多药企虽然对生物统计人才的需求很大，但却不愿意聘用国内学生的原因。

　　未来，俞章盛计划将国外生物统计学科的架构引进来，培养研究生水平的生物统计人才。除了利用生命科学学院和数学学院的双聘身份，打通两个学科的课程外，俞章盛还将以研代学，实行教学和研究合作机制。“中心和国内外医院合作项目很多，可以带着学生一起做。”

　　前不久，密歇根大学的朋友来中国拜访俞章盛，俞章盛兴奋地跟他说：“我回国回对了，国内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事情很多，经常忙不过来，坚持做下去，肯定会有收获。”（刘禹   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