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当官坚持公平，杜绝行政干预

　　接触过严东生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赵雯说：“多少次，年逾90的严老，以战略科学家特有的敏锐眼光与宽广视野，谈中国科学发展的战略设想，谈九三学社如何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用好人才，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给我启迪、给我帮助。”

　　1980年代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期间，严东生建立起了一套依靠科学家的评审制度，坚持公平、客观、择优支持、杜绝行政干预的原则。让科学家管科学家，避免不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行政干预，是严东生对我国科技管理体系的一大贡献。1980年代初，为重新建立一套适合国民经济发展的科研管理制度，他到科学院下属的各个所调研。每到一个所，都要住上五六天，白天晚上开会、谈心不断，一个个实验室去看，掌握了大量而实在的情况。严东生主管科学院面向全国的科学基金委员会。由此，他为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工作体制的建立、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严东生迅速与国际学术界建立联系。1978年，严东生参加中科院访问英国、瑞典代表团，访问期间签订了中科院与英国皇家学会的合作协议，以及与瑞典皇家科学院及皇家工程科学院的合作协议。1979年严东生推荐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第一位赴英国剑桥大学的访问学者，此后又陆续派出多名去联邦德国、美国、日本等国的访问学者，这些人回国后大都成为新一代的学术骨干。

　　赵雯评价严东生说，1970年代，出席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为“科学的春天”鼓且呼；1980年代，主持制定中科院第一个科技体制改革方案，为中国科技的起飞谋篇布局；六十岁后，潜心培养团队，引领科技攻关，人才辈出，硕果累累。

　　严东生的弟子施剑林说，90岁后，严东生还坚持看化学领域前沿杂志，还有《自然》和《科学》。施剑林经常将杂志送到他家。严东生有一个大本子，看到重要的论文会记下摘要，有何启发、问题在哪儿。施剑林说：“直到9月10日送进医院前，严先生都一直思路清晰。”在严东生的追悼会上，施剑林为他拿来了最新一期的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