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还靠勤为径

　　中国的一系列成果发布后，美国《科学》杂志曾发文盛赞：“如果以后再有更多的样品和数据诞生于中国，我们不必感到惊讶”，“如洪流般不断涌现的研究结果标志着在凝聚态物理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

　　然而，任何影响巨大的科研发现都不是随手捡得。两获世界赞誉的背后，是赵忠贤数十年高温超导研究中无数次制备、测试、分析、放弃、再重新开始的身影……

　　根据赵忠贤的回忆，1986年4月，瑞士科学家穆勒和柏诺兹发现Ba-La-Cu-O材料在35K时开始出现超导现象。9月底，他看到这些论文后，马上与团队一道开始铜氧化物超导体研究。他们夜以继日奋战在实验室里，饿了就在实验室煮个白面条，累了就轮流在椅子上打个盹，废寝忘食工作最终换来了他科研人生的第一次突破。

　　在2008年，他的第二次重大进展出现前夕，日本科学家发现了在掺氟的镧氧铁砷材料中存在26K的超导性。随即，有中国科学家把超导临界温度提到略高于传统超导体的理论极限40K。赵忠贤则率领团队很快将超导临界温度提高到50K以上，并创造了大块铁基超导体55K的世界纪录，保持至今。当时已经67岁的他，在成果出现前夕还曾带领年轻人熬了三个通宵。“现在可不敢熬夜了，身体受不了。”谈及此事，赵忠贤并不当回事儿，“别把我报道成劳模，我就是在做本职工作。”

　　人生至此，本已可安享晚年，赵忠贤却依然坚持着他的高温超导研究，“我如今的工作重点有两个，一是凝练学科方向；二是尽我所能为大家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在他衣兜里，还时常揣着一个小本，随时记录研究思路，“现在年纪大了，有什么想法得赶紧记下，怕忘记了。”

　　“抠门儿”有道暗得意

　　1987年的美国物理学年会，是赵忠贤一个难忘的记忆。当时只有5个人受邀做特约演讲，他是其中之一。向世界展示中国超导研究的重大突破，让赵忠贤“感到光荣与骄傲”。

　　实际上，赴美国做报告前，赵忠贤用的设备还是他自制的“土炉子”。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仙辉回忆：“当时使用的是自己搭的设备，数量不够，5个教授只能共用一台设备轮流做研究。”但赵忠贤却觉得那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因为“艰苦又快乐，每两三天就有新成果出现”。而他并不介意跟别人共享实验设备，“大家轮流用，还能提高使用率，节省经费”。

　　后来，在科研方向遇冷时，赵忠贤越发“抠门儿”起来。20世纪90年代，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赵忠贤认定，“有钱的时候坚持，没钱的时候更要坚持”。没有合用的设备，他淘来处理品，自己改装。有些设备老得连零件都买不到了，却还一直作为项目组的基础设备被使用。他说：“别小瞧我这‘土炮’，管用着呢！”

　　守心皆因乐其中

　　从事高温超导研究数十年，赵忠贤常被问：“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有时还很辛苦，不觉得枯燥吗？”

　　“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又能养家糊口，还有比这更理想的选择吗？”赵忠贤说，“就像有人爱打麻将，玩到半夜，是去睡觉，还是接着玩？肯定是接着玩嘛！”对他而言，做研究就像有些人爱玩麻将一样，十分有趣，并不觉得辛苦和枯燥，“我们做科研，每天总感觉更接近真理，一旦发现新现象、做出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就像打麻将的和牌，也有大和、小和，多有意思。”

　　作为两次领导科研团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发表论文400余篇，桃李满天下的著名科学家，赵忠贤仍有遗憾，这就是未领先于日本科学家发现铁基超导材料。实际上，他的团队在1993年就研究过和铁基超导体结构相同的材料，只不过用的是铜，而当时铁元素被公认为不利于超导。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思想再解放一些就好了。”赵忠贤说，在他看来，搞科研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并驾驭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解决它，而不断创新，则是保持兴趣的重要因素。他时常勉励实验室里的年轻人“什么都可以做，不怕失败，要不断创新、不断尝试”。

　　如今已76岁的赵忠贤希望能尽己所能，呼吁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来为年轻人营造轻松的研究氛围，“我也错过了好多机会，我希望将自己的这些经验教训分享给年轻科研工作者，让他们能少走些弯路”。

　　（本报记者 詹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