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士怡

　　生于1917年2月，河北省丰南县人。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自幼喜好医学，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2014年获第二届“国医大师”称号。

　　印 象

　　医乃仁术 视患者如亲人

　　1917年出生的国医大师阮士怡，今年迎来他的100岁生日。记者在阮士怡家中见到这位身材修长、精神矍铄的老人。一丝不苟的白发，睿智的眼神，矍铄的精气神，让旁人钦佩不已。

　　采访阮士怡的学生和家人时，他们谈到最多的就是阮士怡先生“从不生气，从不着急”的好脾气。他的女儿笑言，这真是一般人学不来的。

　　阮士怡认为自己能够长寿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随遇而安的心态。这种随遇而安并不是消极的得过且过，而是无论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不会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仍尽力做好目前能做的事，把握住每一个到来的机遇，并随着变化调整自己的步调。

　　阮士怡的从医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早年自北大医学院毕业后先在西医医院从事内科临床工作近十年，于1955年天津成立中医医院时奉调协助建院，成为业务骨干。

　　阮士怡说过，既然来到中医医院，那么就要学习中医理论，更好地为患者解除病痛。于是他拜赵寄凡、陆观虎二位院长为师，参加了“西学中”班的系统教育。后又跟随当时天津市几位名中医学习，丰富了自己的中医理论和实践能力。回首往事，阮士怡常常这样宽慰自己：“人在世界上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免不了心里不痛快，但我比较善于解脱，很快就会忘记。不计较得与失，无论遇到什么不平的事，我都不去多想，我的性格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在传授医术医德之余，阮士怡对学生的生活也极为关照。张军平回忆起曾经做科研的艰辛，实验不顺利时，他住在实验室里昼夜观察。让他感动的是，有一天早上7点刚过，阮士怡穿着长长的棉大衣悄然来实验室看他，给他带来了麦乳精、鸡蛋等营养品。“看着老师坚毅的眼神和自信的神态，我仿佛又看到了实验的希望与曙光。”

　　这位期颐之年的老人说话语速虽慢，思路却很清晰，即使说话时被打断，也能快速回到主题。

　　谈到热爱的中医事业，他感慨不已：“我依然时刻关注中医的发展，愿意解除病人的疾苦，尽力把我所学的知识奉献给我的病人。患者的康复是我最大的欣慰，我一生崇尚‘医乃仁术’的医德，自问做到了医德、医技并重，视患者如亲人，不使用大方大剂。我愿做好榜样，将毕生所知所学授予好学求知之才，我愿意做患者的知音，普及健康知识，传授疾病的预防知识。”

　　● 弃工学医 立志悬壶济世

　　阮士怡生于中医世家。叔祖父阮鹤庭是河北省丰南县知名郎中，父亲经营一家中药铺。儿时的阮士怡在父亲的中药铺帮忙，总是被整面墙的中药柜吸引，父亲教他《汤头歌诀》：“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咳生津，调容养卫。”那是他对中医最初的认识。

　　1937年，阮士怡跟随哥哥阮士奇到北京志诚私立中学念书。1938年参加会考，以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和辅仁大学社会经济系同时录取，他选择了北京大学工学院。适逢乱世，医疗公共设施简陋，国人相对体弱多病。阮士怡转念学医，于1940年由工学院肄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以图救民众之病痛，强国人之体魄。

　　1946年，阮士怡携爱人章秀玉（北京大学医学院妇产科研究生）回到天津，辗转铁路总医院、第五医院等多家医院，长期从事西医内科临床工作，在内科临床诊断、实验室检查、危重疑难病抢救治疗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1955年，阮士怡奉调参加天津市中医医院建院工作。一方面，他要照顾全局制订工作计划；另一方面还要承担会诊、急诊抢救等临床工作。他经常会遇到各种疑难杂症，也常有经西医治疗无效的危重病人送至医院急诊抢救。那时他常常夜以继日，终日不离开医院。医院举办了两届“徒弟班”，培养了一批临床专科医生。阮士怡也亲眼见证了天津中医事业发展过中的各种艰辛和曲折。

　　● 研读中医典籍 探寻临床治病之道

　　阮士怡先后拜天津名中医赵寄凡、陆观虎为老师，随师侍诊，深得老师的教诲。他对老师的临床诊治感受深刻，对祖国医学的经方治验颇有心得。他常说：“学中医就应遵循老师常讲的‘审证求因，从因施治’的原则，要善于辩证求因论治，以治其本。”他继承了两位老师用药轻灵、遵守经方，从不大方大剂的临证用药特点，处方用药精而效好。

　　阮士怡教授成为学中医而探骊得珠者——入险境而求得珍宝。那时他放弃西医岗位，在前途未卜的路上摸索，确实要冒一定风险。1964年，他主动要求参加天津市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全面精读中医基础理论，潜心研究中医古籍，深得系统学习之益。他还拜访了当时天津市几位名老中医，丰富自己的中医理论和临证实践能力。

　　“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治病必求其本”，成为阮士怡临床治疗及科研的指导思想。“每次读中医经典，都体会到古人能撰写出如此巨著，实在叹为观止。”阮士怡将这些理论作为指导临床治病的“道”，在他看来，这是现代医学所不及的。

　　上世纪70年代末，阮士怡被任命为天津中医医院内科主任，主管内科诊室及病房建设。1979年，他着手创建了天津中医、中西医结合心血管与老年病学科，推动了中医、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分化与发展。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毛静远医生谈到阮士怡对于医院的贡献时说：“1982年，天津中医学院成立了中医研究所，阮老任副所长及心血管病研究室主任，建立了实验室，运用现代医学方法和科学手段研究传统中医药学，成为天津市最早开展中医药科研工作的单位。”

　　● 将毕生所知所学 授予好学求知之才

　　阮士怡教授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传承，奉行“将毕生所知所学授予好学求知之才”的理念及“学术放任、鼓励实践”的教学方式，授业解惑，传承有道，因材施教，倡导学术自由，鼓励技术创新。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对导师阮士怡的“学术放任”记忆犹新。上世纪70年代，做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时，导师希望张伯礼能从中医药治疗心律紊乱或冠心病领域入手，这既是导师阮士怡的优势研究领域，也是张伯礼的专业方向。但当时张伯礼对舌诊着了迷，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思考，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导师提出了这个想法。不出所料，阮士怡不同意他的意见，认为这个方向与他的专业不符，有违规之嫌。另外，舌诊没有先例，风险太大，有可能不成功，毕不了业，希望他慎重考虑。

　　经过痛苦思索和艰难抉择，多次与导师沟通，最后，阮士怡严肃地对张伯礼说：“我并不同意你这个选题，但我尊重你的选择。只是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怕不能给你更多帮助。但一旦定下来，你就要认真做下去，有困难我帮你，有问题我们商量。”几句话，让张伯礼激动不已，导师的包容、真诚、大度让他一生难忘，也让他受益终生。

　　课题涉及方方面面，工作量大，经费少，要做实验，还要协调关系。张伯礼常向阮士怡汇报，寻求指导。他回忆说：“没有导师的支持，课题是不可能完成的。记得部分患者要做眼底摄影，当时只有眼科医院开展了这项工作，但需散瞳，病人不愿意做。导师动员病人配合，又电话联系眼科医院的领导给予收费照顾。论文完稿时导师很开心，他说，这篇论文非常好，我看都够博士水平。”

　　阮士怡先后带教的13名研究生和数十名“师带徒”医生，都已成为国内外生命科学各个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在教学、临床及科研领域中发挥着骨干作用。

　　张军平副院长回忆，他第一次去日本时，导师阮士怡一句一句地嘱咐他，那种眼神与手势，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其实当时我也不太理解老师为什么要说那么多，甚至有一点觉得老师啰唆。直到2011年6月，我去柏林参加‘中德论坛’，我的博士研究生从德国另一个城市赶到柏林来看望我，送学生离去时，当年导师送我的那一幕突然就浮现在我眼前。我终于体会到恩师在我远行时的心情和离别的愁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