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候鸟”,一年三个春天

　　每年春夏之交,他和同事们便在湖北仙桃育种；秋风乍起,他们就奔赴广西南宁；严冬将至,再转战海南岛,直到次年春天,才揣着希望的种子返回湖北

　　今年4月中旬,78岁的朱英国院士还像往年一样,鄂州基地播种结束后,又不辞劳苦地奔赴海南基地进行研究。当时,海南的气温已有30摄氏度,他戴着草帽、顶着日头,站在实验田里,看到大面积丰收在望的景象,喜悦不已。

　　其实,在武汉大学里也早已有温室实验室,但朱英国院士始终过着“水稻候鸟”的生活,追逐着育种的春天。由于杂交品种越来越多,每年要南下南繁基地四五次,做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实验。

　　对朱英国来说,一年要过三个春天,一年可以干两年、三年的事。一年三个春天的“候鸟生活”,始自上世纪70年代初。

　　1973年,湖北省水稻三系协作组成立,研究水稻雄性不育与杂交水稻。朱英国担任组长,成为湖北省在杂交水稻育种研究上的领军人物。

　　从此,每年春夏之交,他和同事们便在湖北仙桃育种；秋风乍起,他们就奔赴广西南宁；严冬将至,再转战海南岛,直到次年春天,才揣着希望的种子返回湖北。

　　“候鸟”之旅,是艰辛之旅。一路坐火车再坐轮船,一个星期才能到达海南陵水县,有时连座位都没有。稻种、棉被、蚊帐,肩挑手提,每人要带100斤甚至150斤的物资,一路站着也是常有的事。

　　朱英国庆幸自己这些年赶上了好时代。如今坐飞机到海口,再转乘高铁,半天就能到陵水。“这样可以省下更多时间来搞科研。”

　　朱英国认为,“水稻是一个喜温作物,在一定的气温条件下才能生长,在湖北我们一年只能种一季,可能10年才能出一个材料,而利用海南岛的特殊气候进行加代,可能三五年就出一个材料,大大节约了科研时间。”

　　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朱英国,更多的时候像一位农民。从事科研半个世纪,穿梭于海南、南宁、湖北三地,只要是生产季节,田间地头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因此被誉为“农田院士”。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朱仁山教授回忆,1992年遭遇了水稻种植的难关,在正需大量用工的时节请不到工人,为保证工作的正常进行,朱老师起早贪黑地带头下田参与劳动,甚至腿部被割伤,“他在田间工作的身影一直刻在我的脑海。”

　　这种候鸟般的生活,让朱英国几乎没有与家人度过一个完整的春节。一直由在校园内外做临时工的老伴代他孝敬老人、照料家人。直到晚年,他才给老伴办了社保。

　　“有一次,老先生自己准备了一笔钱给老伴,告诉她这是单位奖励她工作认真的‘奖金’,其实是他表达对家人的愧疚。”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李阳生教授回忆说。

　　为了扩大科研,2011年起,武汉大学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又在鄂州市杜山镇建立实验基地,租借东港村131亩水稻实验田,朱英国带领研究团队在此进行水稻杂种优势机理、杂交水稻种质创新与基因发掘等多项研究。

　　年近八旬的朱英国,仍坚持每年都到海南和鄂州基地开展研究工作,即使在与疾病斗争的这两年里,仍坚持下田、在实验室埋头研究。

　　“没入学先下田”成师训

　　朱英国特别注重深入实地观察指导,在育种基地,不管炎炎烈日,不管泥水多深,都要坚持下田看材料,亲自指导对水稻的观察,避免认识粗浅

　　“研究生第一堂课就是在田里上的。”胡骏2001成为朱英国的硕士研究生,他说朱老师的研究生入学第一堂课都必须来到育种稻田现场,要求学生到田里看看水稻样子,分析长势。

　　胡骏说,朱老师特别注重深入实地观察指导,在育种基地,不管炎炎烈日,不管泥水多深,朱老师都要坚持下田看材料,亲自指导对水稻的观察,避免认识粗浅。

　　“没入学,先下田。”多年来,对朱英国院士招收的研究生而言,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生9月才报到,但在此前的农忙季节里,就会跟着学长做实验或下田。水稻抽穗扬花期间,学生们还会到鄂州实习。

　　“我们培养出的学生,都不怕吃苦,懂得生产实践知识、了解农业发展情况。”朱英国很是为学生们骄傲。他也知道,有些学生一开始也不太习惯,比如郊外实验基地蚊虫较多,女生们住不惯,但是渐渐也就练出来了。他曾夸2014年毕业的博士生田裴秀子,说:“别看她是女生,很能吃苦。为了做研究,还专门到田里去捉虫子。”

　　朱英国说,注重实践是学院一直以来的传统,必须一代一代传承,进一步推动生命科学的特色学科发展,为我国三农事业和粮食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农业科研常常与“苦、累、脏”联系在一起,朱英国常鼓励学生们:“敬业精神很重要,生活苦点没关系,精神不能垮。”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将梦想刻在心头,将足迹印在田头。

　　朱英国既鼓励手下以田地为课本,在田地里历练；更鼓励他们以课本为田地,在攻读中成才,不断充实、完善、超越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