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全国两院院士中，获准退休的，仅秦伯益一人。9年前，70多岁的他卸下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职务，保留了院士头衔。秦伯益称：“过去的教育要我们活一天干一天，老当益壮。我老早就否定这种价值观了。那是人才紧缺时的观念，现在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你老人家活到老干到老，年轻人干什么？”（《新京报》12月5日）

    这是一个悖论：科学肯定需要权威，但科学其实又是最排斥权威主义的。在中国，院士当然是很权威的。只是这些年，院士门口是非多，各种丑闻不断爆出，其中的是非真假、利益揪扯，让科学公信跟着斯文扫地。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顶层设计的弦外之音，无非指向当下院士制度的两个症结：一是遴选混乱，权钱濡染。院士评选中的丑闻，根源在于少数人冀望将之作为捞钱捞权的跳板，指望以金钱赎买的方式，僭越程序正义，滥竽充数，渔翁得利。二是宁做花瓶，坐享安逸。因为院士头衔是个越来越奇怪的硬通货，年轻人进不来，老人不愿退出去，使得本该活水涌流的科研领域一片雾霾、暮气沉沉。

    为什么局外人拼死都要挤进“院士”序列？为什么众多院士入选后基本就不愿再退出？说到底，还是因为“院士”二字已经从荣誉而衍生为核心权益。正如专家反问：譬如《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只是规定，中科院院士是“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但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国家重要科技课题，其领导人一定要院士？为什么国家其他重大项目中涉及科技论证的，也一定要院士牵头挂帅？这些“潜规则”不破除，“院士迷信”就会继续成为科研创新路上的肠梗阻。

    因此，“院士退出机制”，关键是退出权与利。以发达国家的科学组织为例，并没有大而全的实体性科学院，只有松散的科学学会，即便是科学学会的会员，也只是一种荣誉称号，不具有经济和行政意义，更不是什么最高学术称号。会员身份是对他们科研工作的承认，同时学会为会员的科研活动和交流提供一些便利。会员们不仅捞不到多少好处，甚至还要“倒贴”。如果我们的院士机制也能回归学术本位，还会有人挤破脑袋或者霸着位子不退休吗？

    我们经常会问：中国离诺贝尔还有多远？不管距离远近，路总是一步步走出来的。院士制度如果不能转身，高尖端科技人才若躺在权钱襁褓中而不思“退出”，类似问题何时才能不再纠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