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内一律互称“同志”，到以职务头衔、行政级别代替“同志”的称呼多了起来，“老板”、“老大”不绝于耳，甚至发展出一套官场“称谓学”。该怎么称呼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自广东省纪委日前发出关于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的通知以来，一场关于纠正“四风”在称呼上的表现的讨论随之掀起。

　　在讨论中，很多人提到这样一种现象，现在，不管是下级称呼上级，还是上级称呼下级，都有些无所适从。继续称“同志”总觉得很尴尬，于是，严肃一点的话，就以姓氏加职位称呼，再来就直接借用一些社会上的称谓，例如，“老板”、“老大”、“哥们”、“兄弟”等等。后一种情况，被认为是庸俗化、江湖化的表现。

　　姑且不论称谓江湖化是不是有那么糟糕，仅就称谓的尴尬而言，它在官场的出现并不特殊。换句话说，称谓的尴尬呈现于社会各个层面。

　　称谓其实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关系甚至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对人际关系以及相应的称谓作过一次重新界定。几十年来，这些称谓慢慢固化下来。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有些称谓如果继续沿用已显得不合时宜。这个时候，怎么称呼的问题突然地冒了出来。

　　举个简单的例子，两个人在街上相遇该怎么打招呼，称同志还是先生、女士？有些则是旧的称谓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两种意义同时使用，时而造成歧义，比如，吃饭的时候把女服务生唤作“小姐”。

　　进一步来看，社会不同方面的丰富化、多元化，既改变了此前用以界定称谓的社会关系，也引入了更多包括称谓在内的新词汇。反过来说，称谓上的变化，是社会转型、各种社会关系调整在不同行业、领域的反映。

　　应当说，三十多年的发展转型，社会关系中“实”的部分的调整已经基本到位，但名实关系的调整，具体到怎么定“名”、如何称呼，则情况不一。有些新出现的称谓在反复运用的过程中，已经固定了下来，但有些没有完全固定称谓的地方，仍处于调整转型期，这也就形成了同一个称谓在不同领域相互借用的趋势。

　　官场内的称谓混乱，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行政系统内部关系的变化。以“同志”相称的平等政治意识被打破，科层制等级意识变强，但系统内没有形成新的规则界定这种关系，于是，只好借用“老板”等系统外称谓。其背后的复杂性，不能草草地以庸俗化、江湖化作结。

　　脱离称谓困境，需要进行一场全社会范围的定名运动。其目的，在于给特定社会关系一个明确的称谓，同时，对原有社会关系定义下，像“瞎子”、“卖淫女”这样的，带有侮辱、歧视性的不恰当模式进行修正，即从称谓层面体现文明社会价值导向。可以看到，社会组织、舆论已经就后一个问题不断自发地进行修正，而领导称谓上，更多可能要依靠行政系统有意识的自我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