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是我国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为了不影响野生动物自由迁徙，青藏铁路建设单位在沿线建立了33个野生动物通道，以便让蛙、蛇等小型动物以及驯鹿、野羊等大型动物通过。每每想起这事，我内心总会感到无比温暖。

　　动物的迁徙自由尚且应该得到保护，更何况是人的迁徙权呢？自由迁徙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之一。地理空间上的自由流动能否得到制度和现实的确认，往往被看做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开放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关于深化户籍改革，保证公民自由迁徙权的呼声日隆。这已成为中国社会亟待破解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

　　7月5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公开表示，《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很快会对外公布，“未来中国将逐步把自由迁徙的权利交给群众。”《意见》的具体内容尚未可知，但有关机构负责人透露出的政策指向，依然令人期待。一旦这种全民的期待，有了坚实的落点，整个国家将会更加充满活力。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人口的迁徙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的过程。正如一些专家所言，城市打工与在家务农之间存在的巨大收入差别，促使农民不远千里到城市应聘，工厂招到了工人，农民工得到了收入，这是一种资源配置的优化。如果这种优化，不能以落户的便利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等资源的配套来支撑，人力资源要素就留不住。这也是近年来城市反复出现人才荒、用工荒的症结所在。

　　建国以来，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58年以前，属自由迁徙期；第二阶段，1958年～1978年，为严格控制期；第三阶段，1978年以后，半开放期；1978年至今，是户籍改革共识的达成期。每一个阶段的制度设计，都是那个时代的条件和治理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时至今日，历经几代人的探索，正视“收容所血案”等现实的教训，中国社会对户籍改革的必要性已有清晰的认识。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确保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而是如何确保。

　　这的确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好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可供我们参考。在美国、英国等诸多发达国家，根本就不存在城镇户口、农村户口的区别。生在哪里就落户在哪里，想去哪里申请即可，哪里的福利都差不多。当然国情不一样，我们要突破二元结构带来的困扰，关键是从现行的户籍制度中跳出来，逐步建立以保障国民自由迁徙权为基本原则的居民户籍登记制度。努力填平城乡户籍待遇差距，尽力减少各种障碍，加快实现各得其所、各安其居的梦想。不能因为怕出现“城市病”就紧闭城门。关闭“城门”，不让农民留下，政府的负担会轻一些，但“城市病”不可能消失，城市的活力和生机也将大打折扣。让公民“像风一样自由来去”，让国家充满活力，朝着这个梦想往前走，值得努力，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