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29名乘客受伤的杭州“7·5”公交纵火案，目前警方已经确定放火嫌疑人身份。据查，犯罪嫌疑人包来旭，初中文化，甘肃省漳县石川乡人，近年来在浙江多地暂住落脚。随着纵火嫌疑人真实身份的曝光，其犯罪动因立即成为焦点，从包来旭其人的经历入手，成为很自然的探求方向。

　　据媒体调查发现，包来旭6年前离家出走，一直在外打工漂泊，从未回过家。他曾经打工的义乌一家造纸厂老板表示，他工作勤快，但经济压力很大，妻子和两个孩子还在老家需要他养。去年9月份，包来旭在杭州被确诊为肺结核，整个人消沉不已，回义乌就跟老板告辞，之后一直无稳定工作。另据杭州公安局微博消息，包有厌世情绪，曾向他人流露过要效仿制造恶性事件扬名的念头。

　　从公布的监控视频中的“微胖男”，到现在揭示出的离家漂泊的厌世病人，包来旭的形象是复杂的。包来旭无疑是不幸的，长期离家打工的辛劳和罹患疾病的痛苦，这样的个人经历和境况确实令人同情；可是，当他露出诡异的笑容点着打火机时，他的影像亦将成为无数人的梦魇。

　　在类似杭州公交纵火案这样的一系列“报复社会”事件中，身为潜在受害人的大众之中，却常常可听到“十分为难”的舆论立场。尤其是当嫌犯案发前涉及可能的不公待遇，或者个人命运令人扼腕等情况下，理解和同情就会明显增多，进而将矛头转向外因，塑造出“被逼无奈”的形象。

　　需要澄清与强调的是，所谓理解与同情的对象，都不应该也绝不是“报复社会”本身。“报复社会”这种违背人性的恶劣行径与心理倾向，本质上就不能得到“同情”——这种以人性为出发点的情感认同，这两者天然对立矛盾。但是，人们对“报复社会”个案中加害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完全可以与对其恶行的愤怒与谴责区分开来，二者并不矛盾，事实上，大多数人都能明辨是非，从善如流。

　　然而，这种含混不清的不当同情，在社会上恐怕有着不容忽视的生命力。伴随着社会转型期层出不穷的各种复杂问题，一些确实存在的社会不公与制度缺陷，动辄成为个人宣泄不满和“报复社会”的旗号，掩盖或深或浅的其他问题，形成一股不小的暗流，模糊了“报复”行为的危险实质，干扰社会对大是大非的判断。

　　从目前每年全国各地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所谓“报复社会”案件来看，在不同地域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几乎任何一名凶手都有其“充分”的理由。从经济困难、情感遇挫、与他人发生纠纷，到确有冤屈、蒙受不公，甚至没有特别理由地憎恨社会、厌恶生活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归根结底，外因与“报复社会”行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最终决定人是否会迈出罪恶一步的，还在于个人心态与价值取向。

　　值得全社会深思的是，如果个人不幸抑或社会问题足以充当犯罪的理由，甚至能得到人们的同情与谅解，那任何犯罪都可以具备正当性，罪与罚也就没有意义可言。一旦一个人向无辜的人群举起屠刀，他就既不会因之前令人同情的境遇而不那么可恶，同样也不会因平日里就不够“模范”而显得更加可恶。我们都希望社会能更加公平公正，也不愿意看到个人遭遇不幸，但那是社会大环境改善的问题，却不是减轻“报复社会”个体罪责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