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作为计划经济时代与政府构架相匹配的社会服务组织，事业单位在社会转型中越来越陷入一种“合法性困境”。

　　雷霆反腐集中处理了一批贪腐大案，审计风暴则让更多日常化的违规现象浮出水面。从今年审计署对38个中央部门单位的审计结果来看，八成部门“三公”经费管理使用违规；绝大多数部门存在违规支出会议费问题。

　　7月22日《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梳理了中央部委审计多年来的老毛病，前述“三公”问题都在其列。而“依托行政资源不当牟利”“挪用或套取财政资金”等更严重的违规问题，则主要指向了部委所属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记者援引《2013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指出，至去年年底，卫计委、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13个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利用所在部门影响，采取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标、有偿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共计29.75亿元。

　　审计署的点名，再次展现了事业单位身份性质暧昧的现状，又一次坐实了其行政体制改革对象的身份。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作为计划经济时代与政府构架相匹配的社会服务组织，事业单位在社会转型中越来越陷入一种“合法性困境”。政府转型与简政放权让它的业务日渐减少、活动空间日渐逼仄，公务员管理的严格化、制度化又让它的从业人员变的角色尴尬。最重要的是，其游走在市场与政府交界处的身份，已经和今天严格划定市场与政府边界的改革方向相逆。

　　但也恰恰是这种一脚体制外、一脚体制内的身份，给了一些“协会”“学会”“中心”“委员会”寻租的渠道，以及在体制内与市场之间搬运资源、勾连人脉、输送利益的机会。在企业面前，它们以公益和部委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发奖、评审、授牌、拉赞助；在政府部门面前，它们又成了经营实体和游说者，搞审批、跑路条、组织培训、要项目，如鱼得水、两边获益，俨然已经成了一种中介机构。

　　更需要警惕的一种倾向，是政府部门可能借事业单位伸长胳膊，再次介入市场活动，其下放的权力也可能借着这个中介变相收回，而一些事业单位的违规行为是否已经和上边“通气”，是否得到了上面的默许，也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审计署曝出的事业单位问题也同样提醒了公众，政府的手不越界，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影响力从市场上消失——政府与市场之间还有着复杂的间架，有着往来奔跑的中介掮客。

　　在7月初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特意提及了审计问题，并强调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克服屡审屡犯的‘牛皮癣’”。想来总理所指的改革也应该是多向度的，既包括管住本部门的手，也包括管住二级单位的手；既包括严审严出“三公”经费，也包括堵住治下各组织的寻租渠道。事业单位改革这个庞大复杂事项固然无法完全纳入这个主题下，但至少，阻止其“中介勾当”应是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