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发展历程中，乡村扮演着稳压器的功能，“乡村不平，天下难安”。但是，乡村的未来不能指望更高层级的“代理人”，也不能寄望于城市化的侵蚀性改造，而只能创造条件以发展来实现自我救赎。

　　“空心化”是如今很多中国乡村共同面临的治理困境。原本鸡犬相闻的乡村为何一片死寂，原本阡陌纵横的乡村为何退化为荒郊野村，这些都能从经济和社会的层面找到合理解释。但是，“空心化”现象的本质其实是人的问题，因为乡村沦陷的直接原因，正是城市化虹吸效应下青壮劳动力和乡村精英人士的流失。

　　重建乡村治理的秩序，归根结底是要让乡村留得住人，并且让一部分已离开乡村的人重归乡土。《光明日报》近期的报道，为我们展示了用乡贤文化促进地方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浙江样本”。浙江一些地方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经验告诉我们，若能重新发现乡贤资源的价值，城市化与乡村发展就不会产生冲突。

　　即使是再封闭和落后的乡村，都或多或少会培养出一些“能人”。按照常理，这些人最有可能像火车头一样，带动父老乡亲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但现实却是，在中国的很多乡村，但凡有一点能力、有一点出息的人，最终都选择了举家迁移。他们几乎切断了与故乡的所有联系，即使自己发展得再好，也与故土没什么关系。

　　我们并不能怪这些人忘恩负义。就个体选择而言，在固守穷乡僻壤与融入城市之间选择后者，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更理性。尤其当一个人深知自己无法改变整个村庄的命运时，努力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便成了一个天经地义的选择。但问题是，如果所有人的努力方向都以逃离乡村为目标，乡村注定是没有未来的。

　　人力资源流失所致的“空心化”，近些年已经开始为乡村治理带来负面影响。本土精英不断流失，外乡精英不愿进驻，一直在“失血”的乡村严重“贫血”。无论邻里之间互助互济的关系网络被切断，还是一些地方黑恶势力介入基层治理，甚至性侵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时有发生，无不是乡村人力危机结出的恶果。

　　尽管乡村治理和发展面临诸多困境，我们却无法任其自生自灭。在城市化发展历程中，乡村扮演着稳压器的功能，“乡村不平，天下难安”。但是，乡村的未来既不能指望更高层级的“代理人”，也不能寄望于城市化的侵蚀性改造，而只能创造条件以发展来实现自我救赎。在这其中，乡贤可以而且应当发挥更大作用。

　　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不仅有重建乡村治理秩序的经验、学识、资本，而且很多乡贤都愿意为故乡发展出力。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今的故乡是否还回得去？于基层政府而言，与其为获得扶持向上级部门哭穷，不如通过政策引导为乡贤回乡创造更好的条件，让那些有志于为故乡效力的人，真正能够成为“造血因子”；另一方面，呼吁官员退休后回原籍，也不失为一个促进均衡发展的良策。

　　留得住人的乡村，才有未来。激活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利用乡贤资源增强乡村的吸引力，不仅能将乡村的问题解决好，对解决城市问题也将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