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进作风、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常会遇到这样的纠结：隐性福利减少了、灰色收入不见了，这究竟是“当官没劲了”，还是向合法待遇的回归？约束更严了、监督更多了，是“礼不收了事也不办了”，还是积极作为、敢于任事？细想这些问题，都涉及一个议题：干部待遇应该怎样看？

　　在一个“利益”早已去魅的时代，各级干部当然都有追求合法待遇的权利。干部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也有正常的社会交往，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领导干部的物质待遇和工作、生活条件也应该逐步得到改善。特别是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工作难、报酬低，确实需要逐步建立与现实对接的待遇增长机制，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干部干事创业心无旁骛、后顾无忧。

　　领导干部的合理合法的利益要承认、也要保障，但这与私心、私利、私欲不是同一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如果逾越合法权益的边界，在私心、私利、私欲的蒙蔽下，对本不该有的特权习以为常，对超标滥配的待遇坦然受之，误认为这就是“当官”的应有状态，结果必然会对干部待遇产生认识上的扭曲。为官发财，应当两道，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

　　因此，看待干部待遇，关键是要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克己奉公、一心为民，是领导干部执政用权的基本要求，更是正确认识待遇的逻辑起点。社会经济在发展、生活水平在提高，干部待遇理应改善，保障体系理应完善，然而，取缔不合理收入，恰恰是增加合理收入的前提；改善待遇更应遵守法度、符合政策，不能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惟其如此，干部待遇才能规范透明，给干部涨工资、提待遇才会得到更多社会理解。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对于手握公权的领导干部而言，利益不是唯一的价值坐标，金钱更不是最高的评价标尺。杨善洲让曾经的荒山瓜果飘香，精神满足该如何计算？焦裕禄留下的泡桐树为几代人防沙护林，这笔财富又如何衡量？自古至今，为官者的价值都承载于奉公为民上，在领导干部的价值排序中，为人民服务应该始终排在物质利益前面，干事创业应该始终排在福利待遇前面。

　　当前，改革正当攻坚克难，发展仍须爬坡过坎，这为领导干部施展才华、实现价值提供了广阔舞台。少一些个人得失的计算，多一些舍我其谁的担当，挣脱的是名缰利锁的束缚，收获的是有价值有理想的人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人生境界，不是更值得追求吗？

　　“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毛泽东同志当年为自己定下的三原则，蕴含公与私的哲理，至今引人深思。戚戚于非法特权，汲汲于蝇头小利，只会把人生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廉字打底、干字当头，各级干部才能摆正心态看待遇，真正为民谋福祉、为国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