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从鱼翅的“末路”说起呢？因为近两年来中国的反腐纠风，竟“沉重地打击了鱼翅生意”，当然也“给了鲨鱼一条生路”。

　　近日美国野生救援协会发表　《中国鱼翅消费趋势最新报告》，称过去两年间，中国鱼翅销量和价格双双大幅下跌，以中国鱼翅贸易中心广州为例，鱼翅销量下降82%，零售价下跌47%，批发价更下降57%，而“鱼翅之都”香港的鱼翅进口量跌掉了48%，鱼翅岂是走上了“末路”，更已成为“垂死的生意”——然而就在三年前，中国还是鱼翅消费大国。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亚洲作为全球最大鱼翅市场，每年约有50%至80%的鱼翅经香港中转，大部分进入中国大陆，又“大部分被端上了公务宴请和商务宴请的餐桌”。

　　很显然，鱼翅生意的“垂死”，主要不是因为“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口号宣传，而是因为反腐纠风，公款吃喝受到严厉禁止，没人再敢于在公务招待中食用鱼翅。鱼翅、鲍鱼已经不再端上“公吃”的餐桌，而这原本就是支撑“鱼翅生意”的“第一支点”——由于中国鱼翅需求量的下降，直接导致了鲨鱼捕捞量的大幅下降，在全球鲨鱼捕捞量最高国家印尼，由于鱼翅收购价大跌，渔民的捕捞所得已不够支付出海作业成本，使得捕鲨船出海次数大大降低。这叫做“无心插柳柳成荫”，然而在“中国的反腐纠风给了鲨鱼一条生路”的同时，我们这儿，会不会有人又要惊呼“救救鱼翅生意”，以振兴“餐饮业”以至“保护经济发展”呢？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记得“八项规定”刚颁布的第一个季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大幅下降，尤其是“限额以上”也即高档餐饮收入同比下降3.3%，而市场之上，原本2000元的刀鱼只卖700元了，天价的新茶打了三折。那三个月，高档酒店的营业额，北京降掉35%，宁波跌掉30%，上海也降两成，连“公款支撑”的花店业也受到冷落，广州那边原先踏破门槛的花店，竟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生意，至于高档白酒的“惨状”，更是一直延续到今天。于是就有惊呼“消费低迷”的，似乎天要塌下来了，忧“市场”受到“冲击”，忧“内需”拉不动了，似乎要赶快“刹车”，赶快“放开”才好。

　　其实，反腐纠风给某些行业、某些“市场”带来的“冲击”，与其论“忧”，不如道“喜”——且不说靠“集团消费”也即公款消费营造起来的那种“市场繁荣”，这样一种所谓的“国情”，这样一种奇特的“刚需”，本来就是畸形的，不可靠的，是一种地道的泡沫，一触就破；更是说一个“市场”的火热，一种“内需”的形成，如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公款消费这样一种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那么这种“繁荣”的成本就太高了，高到了要用我们的民心向背乃至执政基础去做代价。我们固然要千方百计拉动内需，但决不以浪费、奢靡尤其是腐败来“托市”，来“刺激”。无论是论经济还是讲政治，我们都不能把“繁荣”建筑在民心的丧失、公款的吞食以及鲨鱼们的成群杀戮之上呵！

　　当然不仅是区区一笔鱼翅生意、一张餐桌，有一家美林银行发布测算，说反腐至少导致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减少0.6至1.5个百分点，“粗略估算”带来损失“可能”会有1350亿美元，“接近孟加拉国的经济规模”！

　　我不知道这样的“粗略估算”，有几分科学性和真实性？但有一点应当成为共识，那就是绝不能靠腐败来作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恰恰相反，反腐作为一种主动改革的方式，有助于完善市场机制和改善经济结构，为生产力的大解放铺平更广阔更平坦的道路——且不说反腐纠风保护了巨额公有财富不流失、不浪费，尤其是不被侵吞、转移，就说反腐纠风对于官僚主义的深刻触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转变政府的行政方式。一是减少以权力设租寻租的行为，二是改变了事事说“不”的衙门作风，三是简政放权带来的活力，不但使市场环境变得更加公平，而且能极大地刺激企业和社会自发的经济增长动力，更不要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现有的粗放甚至粗暴的“发展方式”，从而使我们的政治更加清明、市场更加健全、经济更具活力、发展更为科学。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必然使生产力得到新的解放、突破、提升和转型，那远不是一个所谓“孟加拉国的经济规模”可以比拟的！

　　正像“中国的反腐纠风给了鲨鱼一条生路”一样，我们面对所谓的“低迷论”、“冲击说”甚至“过头论”，不必惊惶，不必担忧，更不要惊呼。反腐纠风没有穷期，我们不能一叶障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