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盘点了落马官员的绰号，涵盖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为人处世及贪腐特点。譬如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外号“武爷”，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被称为“王坏种”，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被称为“拆迁大佐”，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被称为“六百帝”等等。

　　群众给官员起的外号，颇为传神，往往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一个官员的作风和形象。“武爷”、“彪子”、“疯子”，这样的官员一定是作风专横跋扈，一手遮天，颇有江湖老大的风范;“李拆城”、“季挖挖”、“韩大锤”，则显示出此类官员在城市管理过程中，热衷大拆大建，胡指挥乱作为的做派;“三敢书记”、“五毒书记”、“一斤八”，这样的称谓给人一种无恶不作、腐化堕落、面目可憎的感觉。

　　“小”绰号折射出官员对于权力的滥用和对法律的蔑视。正是由于某些官员头脑中存在着浓重的官僚意识，缺乏起码的为人民服务的官德，高高在上，才有了“爷”的做派;正是由于某些官员扭曲的政绩观，才有了“拆拆”、“挖挖”这样的执政理念和方式;正是由于某些官员漠视群众利益，对民生、对法律缺乏敬畏，才成为为所欲为的“疯子”、“坏种”。

　　“小”绰号能折射出民意。这些官员的绰号大多是群众起的，并且流传甚远，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这些绰号风趣幽默，却不为搞笑，从某种程度上讲，官员的绰号代表着民意的评价，表达着对一些地方官员的腐败行为和霸道作风的不满与无奈，老百姓采取这种戏谑讽刺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怨气。

　　“小”绰号折射出监督的空白。探究官员“绰号”的传播路径，我们会发现，某些官员的恶名绰号在落马前已经臭遍了街，老百姓妇孺皆知，却只“屏蔽”了上级领导和上级监管部门，反倒是顶着恶名不断升迁。这只能说明，在官员的提拔问题上，参考民意的分量不够，只能说明在干部管理上，某些监管部门真聋实哑，抑或是装聋作哑。

　　“小”绰号所传达的涵义，有时比考核得来的信息要丰富真实得多，应重视“小”绰号背后的“大”问题。

　　首先，干部管理监督部门要重视官员绰号的“警报”作用，破解其所蕴藏的民意诉求，见微知著，明察秋毫。其次，对于承担反腐重任的纪检和司法部门而言，要重视官员绰号的“举报”作用。深入民间，发挥群众力量，顺着绰号细细查访，或许就能查到有价值的腐败线索，清除一个蛀虫。最后，官员本身要重视绰号的“提醒”作用，时时以此为戒，倾听民意，三省其身，谨慎言行，珍惜官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