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与“访”的标准与界限需要划清。该谁管的，不给推卸的借口；不该管的，不给插手的空间

　　本应由法律程序解决的纠纷，却进错车道，拥堵到信访领域，造成“涉法涉诉信访”的堆积和“诉访怪圈”的形成。针对这类突出问题，中央政法委日前印发《关于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法律程序工作机制的意见》等三个文件，力图从理顺出口、防止法律程序空转、畅通出口三个方面，把进错车道的信访案件引导到法治轨道上，以打破怪圈，让信访的归信访、法律的归法律。

　　汉代的“缇萦救父”，是著名的古代“上访”故事。缇萦为救父亲，上书汉文帝，请求做奴婢替父赎罪，感动了汉文帝，并促成了肉刑的废除。假如这个故事穿越到当下的法治社会，将是典型的“诉访不分”案例：作为公民本来可以提起上诉，或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父亲的冤屈进行矫正。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信“访”不信“法”，不仅会削弱法治，也会使信访制度不堪重负，这正是此轮涉法涉诉信访改革所要着力破解的重要课题。

　　早在2013年年初的全国政法工作会上，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就已被确立为政法机关的四项重点改革之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越来越多的信访群众“弃访转法”，但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该“转”的进不来，“转”了之后不解决问题，或是该“退”的退不出、形成了反复缠访等。此次中央政法委三个文件正是对症下药，直指难点，比如严格界定“诉”与“访”的标准，杜绝“踢皮球”；原则上提出了执法错误或瑕疵的认定标准，依法纠错；建立信访事项依法终结制度，使无理缠访案件依法退出，等等。

　　拆掉堵在法律之门前面的路障，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导入法律程序，关键在于让群众感到法律的“比较优势”。实践中，为什么不少人宁愿上访、缠访闹访，也不愿意走进法院的立案大厅？原因之一就是觉得法律“不好使”。而产生这种感觉的土壤，一方面是某些领导缺乏法治思维，采取法外途径解决以“息事宁人”；另一方面，少数政法部门“宁踢皮球，不惹麻烦”，在矛盾纠纷化解面前不敢担当。这就对制度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划分清楚“诉”与“访”的标准与界限。该谁管的，不给推卸的借口；不该管的，不给插手的空间。

　　同时，对那些虽然进入法律程序，但由于执法错误或执法瑕疵，导致问题始终得不到依法公正解决的，需要及时启动法律程序，依法纠错，还当事人以公道。“凡是有错误的案件必须得到依法纠正，凡是有瑕疵的案件都要给当事人一个说法”，中央政法委的要求，表明了勇于纠错的决心。

　　法律的终点是公正。对于很多陷入“无限申诉”怪圈的群众来说，可谓是“此恨绵绵无绝期”。终结怪圈，需要用公平、公正的案件终结制度，给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一个出口。这个出口不仅是制度的出口，也是情绪的出口。尤其是对于信奉“情理法”统一的国人来说，案件终结不等于撒手不管，息诉罢访不等于简单的息事宁人，而在于还一个公道、给一个说法，同时指一条出路。对有些困难信访群众而言，案件的终结退出，意味着基层党政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接手，把当事人的思想疏导好、生活帮扶好，促使其回归正常的轨道。

　　信访作为采集民意的手段，在我国古已有之，比如史书中记载的“敢谏鼓”“诽谤木”等。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既是维护法治权威的要求，也蕴含着疏通信访渠道、更好联系群众的制度初衷。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强调，国家各项工作都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的目标，也是对这一要求的具体落实。通过融之以情、导之以理、平之以法的制度改革，实现从“依赖行政手段化解”到“依法按程序处理”的转变，案结事了、政通人和的现代治理局面才能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