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庆潼南8位村民卖乌木所得的19.6万元被判充公。2012年10月，潼南村民王某在涪江河内发现一根乌木，与同村另外8人协同打捞挖掘。本来当地文物局也接到了王某等的报告，但却以不是文物为由未予收藏。12月，村民将乌木卖得19.6万元，其中1人后将分到的1.4万元上交财政局。（10月30日《重庆晚报》）　　

　　又是一起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乌木案”，与以往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先行对出土乌木进行强行收回、再等着被行政起诉不同，重庆潼南当地政府并未直接使用行政手段，而是通过诉讼的形式，将和村民之间的争议作为民事纠纷诉至法院，由法院进行判断，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公民权利尊重的进步。这种方式值得肯定，并且值得政府与公民在今后对于自然资源产生类似纠纷时予以借鉴。

　　要从现行法律法规上判断乌木的归属权并不复杂。宪法第9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该规定在物权法第48条也有再述。而“自然资源”指天然存在并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物，是生产的原料来源和布局场所。显然，原本埋在河里的乌木完全符合自然资源的特征，根据宪法和物权法，确实属于国家。发现乌木的公民只能根据无因管理制度请求一定的补偿。

　　然而，笔者以为，根据法律，国家应该取得乌木本身，而并非直接得到乌木买卖所得到的对价款。否则，这将与保护自然资源国有化的立法本意相违背。具体而言，乌木买卖实际上构成了一份不法的买卖合同，这份合同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自始无效，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保有权的当地政府部门，应将乌木的买卖双方均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合同无效。

　　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即买卖款应该退回给买方。而对于原本属于国家的乌木应收归国有。如果乌木已经不复存在，则可以通过政府部门对买方的另行起诉要求赔偿。须说明的是，因为民众对于乌木的法律归属本就认识模糊，不能将这起合同轻易认定为合同法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而作出政府对乌木和对价款均进行收缴的判决。

　　实际上，由当地财政局代表国家进行起诉，这本身也值得推敲。也许正是因为在起诉伊始，当地政府就没有弄准起诉对象、理由和程序，因此，我们似乎得到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结果。代表国家的财政局直接得到了乌木的对价款，而对国家本应追回的那根乌木却语焉不详。

　　其实，近年来，每一起“乌木案”都是以尴尬收场。类似案件的尴尬正折射出，目前自然资源国家保有所存在的较大漏洞。这首先在于法定的“自然资源国家主义”本身就和我们日常思维及习惯不太一致，若严格说来，公民在河边喝口水，也可能侵犯到国家财产。因此，国家有必要保有哪些自然资源，哪些资源可以让公民在合理限度内自行处理，值得进一步厘清。

　　而究竟哪级政府、政府的哪个部门有权代表国家保有这些自然资源？当自然资源被公民占有甚至侵占时，如何代表国家追回？对于自然实际占有并妥善保护国家资源的公民如何进行必要奖励，以平衡情法上的冲突？对于恶意毁坏国家资源的人如何追究？这些问题，都有待立法明确。如此，方能让“乌木之争”不再成为谁也理不清的无头案。（舒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