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说，袁隆平的第四期“超级稻”2014年亩产超过了1000公斤。要知道，在1958年，全国水稻最高亩产只有400公斤左右，直到2000年，袁隆平“超级稻”第一期试验的目标产量也不过700公斤。短短十几年，“超级稻”单产连续刷新纪录，为这个尚未消除饥馑的世界带来希望，这是中国人运用科技手段“解放”生产力的又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例证。

　　然而，在“解放他人”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下的中国科技，也正迫切需要破除体制障碍，来一次彻底的“自我解放”。

　　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都有了质的飞跃。这不仅体现在“嫦娥”奔月、“蛟龙”探海这样的重大工程中，科技改变生活的例子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2013年，我国全社会在科技领域的研究与开发（R&D）经费投入已连续第二年超过1万亿元，总量与日本基本相当，位列世界前三；R&D经费投入强度（与GDP之比）突破2%，超过了欧盟。

　　舍得向科技投入，无疑是“科学春天”的重要标志。但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块透明天花板——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始终在10%左右的低水平徘徊，无法突破提升，这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郁结——它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我们与发达国家40%转化率之间的水平差距，也不单单是成果转化的现实困境。

　　诚然，“没能转化”的成果绝不意味着“没有价值”。但我们也必须直视当前我国科技投入与产出不匹配、成果数量与质量不匹配的现实。追根溯源，是我们的科技体制、创新机制确实还存在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所指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加大投入，是增强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保障。而打造一个制度完善、充分激发创造活力的科研体系，则是一个民族创新基业万古长青的根本。

　　遵循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革科技体制、创新机制，用智慧驱动的精细模式，取代投入拉动的粗放模式，确是当下中国科技发展最紧迫的任务。

　　科技体制改革，说到底，是国家科技生态的治理。千头万绪，需要多管齐下。

　　在方向规划上，需要治“短”。急功近利是大敌。有统计显示，由于无法在短期内见到效益，投入基础研究的经费，在我国R&D经费总投入中占比不足5%，而美国和日本则分别为19%和12.5%。而基础研究正是国家科技长远发展的根基。在现实中，急功近利则突出表现为某些部门、机构，或偏好以领导任期作规划，或动辄提出以多少年内拿到某某奖为目标，完全背离了科技发展的自身规律。不仅如此，这样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科学探索与技术研发的关系，导致了不同科技投资主体的越位与失位。

　　同时，在管理体制上，需要治“散”。当前，中央财政划拨的民用科研经费出自30多个部门。政出多门、各自为政，既分散了有限资金的使用，也使很多项目重复，甚至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而缺乏严谨有效的科学评估和监管，更埋下了权力寻租的隐患。

　　在科研上，需要治“乱”。一些科研项目立项时，不是从科学本位出发，而是“看人下菜碟”。权威专家成为各方争取科研经费的旗号，甚至变为出租头衔的“老板”；学术带头人成了专门跑经费、拉关系的“包工头”。课题研究则被层层“转包”，质量无法得到切实保障。这既破坏了资源分配的公正准则，也助长了学术浮躁之风的蔓延，导致科研腐败频发。

　　在评价机制上，需要治“滥”。目前在很多科研机构，SCI论文依然被当作衡量科研工作者科研能力的唯一标尺。这使得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成为各类期刊的“奴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在学术垃圾的生产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