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级以下的小学生上下学没家长接送就涉嫌违法？11月25日，《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深圳市学校安全管理条例〉的决定》递交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条例拟增加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小学四年级以下学生的上下学交接制度”，“学生监护人应当做好学生上下学的交接”。（11月26日《广州日报》）

　　对于“家长不接孩子违法”的规定，舆论质疑其缺乏可操作性。众所周知，小学生的上下学时间与大部分家长的工作时间并不一致，很多家长尤其是“双职工”根本无法做到按时接送孩子。如果立法强制要求家长做好学生上下学的交接，势必面临法不责众的尴尬。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一项可操作性不强的“死法”只能成为摆设，不仅毫无价值、意义，反而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更何况，该规定的合法性本身就站不住脚。是否接送孩子，完全属于公众的私事，应由其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决定。接送孩子体现家长的关心照顾，不接送孩子则有助于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和处事能力，二者并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家长必须接送孩子，显然属于公权干预私权。

　　无独有偶，近年来一些地方出台的很多“奇葩”规定都源于权力越位。去年南京多部门联合制定的《南京市深化“文明餐桌”行动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如检查发现消费者浪费饭菜多，餐饮企业将受罚。今年大理市出台消防新规，从7月1日起在大理古城停电商户不得点蜡烛。这些规定都一度引发公众质疑。

　　立法立规是必要的，但法律和制度并非万能。动不动将问题归结为法律缺失，总希望用法律来解决所有问题，一方面是患上了“立法崇拜症”，容易造成公权力越位，侵害到私权领域；另一方面，这种以过度约束权利换来管理便利的做法，难逃懒政之嫌。就拿“停电禁烛”来说，以木质建筑为主的大理古城，消防形势固然严峻，但有关部门不去积极消除火灾隐患，提高市民消防意识，只想着对蜡烛一禁了之，这怎么能让公众心服口服？

　　同样，“家长不接孩子违法”也有转嫁和推卸政府责任的嫌疑。曾经，脖子上挂着钥匙串，背着书包一蹦一跳地放学回家，是多少代人的儿时记忆，然而，现在马路更宽阔了，交通更便利了，我们的孩子却失去了独立上下学的能力，个中缘由值得深思。究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汽车多了容易发生车祸，坏人多了容易出现意外。建立学生上下学交接制度保护学生安全的初衷可嘉，但有关部门所要做的不是强制要求家长来接送，而是要下大力气解决交通事故和安全事故多发的社会问题。一个责任政府，有义务给孩子提供一台安全可靠的校车，一段放心行走的道路。

　　“家长不接孩子违法”引发争议，警醒有关部门恪守权力边界，摒弃立法崇拜。（张枫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