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法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是人类最大的发明。别的发明使人类学会了如何驾驭自然，而法律使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深刻思考法治与权力、法治与治理、法治与社会的关系，更好地把握执政规律，又何尝不是一次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驾驭、自我超越、自我提升？

　　一个现代国家，首先是一个法治国家；国家要走向现代化，首先要走向法治化。几百年前，英国上演“大国崛起”，知识产权、市场规则的法律体系功不可没；当代西方国家的发达与文明，则建立在厉行法治的基础之上，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多如牛毛的法条“管”着。正如孙中山痛切的体认，无法治便无以立国、强国，无法治便无从卫国、富民。经过60多年探索、30多年实践，以十八届四中全会为里程碑，行进在复兴之路上的中国，进入全新的“法治时间”。

　　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理念的法治，不仅要求有法可依，而且要有良法可依；不仅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果的捍卫，也是开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制度基石；不仅要定分止争，而且是对民族精神的提炼与升华。洋洋上万字的四中全会《决定》并非就法治论法治，而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提出形成五大法治体系的重点任务，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基本原则，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基本要求，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了更加完整系统的规划，也说明我们对治国理政的规律有了更加准确的把握。恰如境外媒体的分析，“依法治国”成为当今中国的主流，显示出清晰可辨的治理思路。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法治中国目标澎湃人心，中国已经不再是黑格尔所称的“世界历史的局外”。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精神主旨下，更加清晰地界定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法治信仰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这是共产党人对现代中国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五）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认识到二者的一致性，才能理顺法与权的关系，让治国理政有依据、法治建设有遵循。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的领导同样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正面临激烈的现代化转型，要处理好法治建设中出现的大量矛盾问题，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不可忽缺。实践中，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提出来的，把依法治国上升为基本方略也是我们党提出来的，而且党一直带领人民在实践中推进依法治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可以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国法治与西方“宪政”的根本区别。

　　我们党居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地位，法是我们治理活动的基本框架，如何调整二者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非水到渠成。翻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殷鉴不远。苏联几十年的法制建设中，建树了大量成就。但在斯大林时代，最高领导处于法律之上，为一系列失误埋下祸根；而戈尔巴乔夫时代，又因为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动摇了国家的政治基础，导致国家解体。立法执法的扭曲、法治文化的落后，成为葬送一个百年老党、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法治和人治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未能解决好的难题，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

　　党的领导的本质，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民主与法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讲的法治，其实就是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但是在民主发育不足的情况下，可能出现领导者个人意志高于一切的局面。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当时“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党主动探索和规范党与法的关系。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里所说的“任何组织”，当然应该包括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从提出依法治国到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上的自我完善、自我提高，体现了执政理念的升级、执政方式的更新。

　　四中全会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一步给出明确答案。在理论上，明确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一致性，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在实践上，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不是一句空的口号，必须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法律之于政治，犹如文法之于语文，理论之于思想”。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深刻认识到，我们党是先锋队，必须带头遵守国家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维护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

　　（六）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是法治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发挥好法治的保障、规范与推动作用，才能让改革航船开得更稳、走得更远。

　　改革开放之初，陈云曾提出“笼中之鸟”的比喻，当时是为界定搞活经济与政府管理的关系。鸟得让它飞，捏在手里会死掉，但也不能没有笼子，否则鸟就飞跑了。如今，这则精妙的比喻也可以用来形容改革与法治。改革不能固步自封，必须勇于探索，但也不能信马由缰，突破法治的红线。

　　改革是一系列变化的集合，往往会带来不稳定。而法的基本价值之一，便是其安定性。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安定性不仅仅表现为不得朝令夕改，更体现为在一个高速前行的变动社会中，法及其维护的基本秩序，起着定海神针的关键作用。

　　经过30多年的实践，中国改革的路径也在发生鲜明变化。一切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仍是基本方法论，法治时代，改革“于法有据”也成为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改革的“破”与法治的“立”，改革的“进”与法治的“守”，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处理不好会相互掣肘，处理好了才会相辅相成。

　　改革离不开法治的引领和保障，否则就可能引起混乱；法治必须紧跟改革的进程和步伐，否则就可能被虚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四中全会又提出依法治国的18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正需要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推进改革。把改革主张转换成法治规范，用法治方式化解改革风险、减少改革成本、巩固改革成果，才能确保改革有秩序、不走样，行稳致远。

　　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证明，法治是指引中国改革这艘航船风雨中不变航向的灯塔，是阻拦奔腾的市场经济之川不溢出河道的堤坝，是守护30多年改革成果不被蚕食的卫士。唯有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才能确保中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