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旬老太崔某悉心照顾瘫痪丈夫，15年不离不弃。因长期过度劳累，崔某身患多种疾病，丧失了继续照顾丈夫的能力。为不拖累儿女，今年3月，崔某选择勒死已成植物人的丈夫并割腕自杀。后崔某经抢救脱险。案发后，市检察院第三分院为是否起诉崔某召开听证会听取多方意见。最终，检方于今年11月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崔某提起公诉。（12月3日《京华时报》）

　　幸福的人总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照顾瘫痪老伴10余载，为不拖累儿女杀夫是一出人伦惨剧。事已至此，宽泛的谴责老太已难以挽回悲剧。相较于必然来临的法律结局，我们更该思考的是，“不拖累儿女杀夫”的悲剧能不能避免，传统伦理关系能否为罹患重病的老人提供抗压的底气。

　　“不拖累儿女杀夫”诚然是一个个案，但这种类似的情绪却并不罕见。在类似重病情况下，老人基于对子女的爱选择放弃是一个极端。子女畏惧久病难医则是另一个极端。今年8月《新民晚报》曾报道，上海六旬男子照顾九旬病母生怨念将其杀死。在某种程度上，打败这些人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压力，而是久病服侍的痛楚，伦理关系的扭曲。

　　究竟怎样的家庭关系才是正常的家庭关系，哺育与反哺之间该遵循怎样的平衡。为子女操劳一生乃至放弃重病的老伴免除子女负担。极端的爱背后的畸形，警示我们务必重新思考家庭的价值以及生命的内涵。父母养育子女，子女照顾父母，本就无所谓负担与否，而是一种温暖的体现。如果仅仅纠结于久病服侍的痛楚，就要采取如此极端的行为，那未尝不是一种对人生价值的颠覆。毕竟，人活一世，活的就是温情。没有了这些，还有何意义？

　　“不拖累儿女杀夫”是怎样的悲剧？它是一个普通家庭抗击疾病的孱弱体现，也是人伦关系的危机。囿于经济压力，久病难医的困窘，服侍老人诚然艰辛，但这种艰辛不至于放大成一出生命悲剧。老人对老伴生命的放弃，可以说是对子女的关心，但又何尝不是她自身对家庭关系理解的偏失。而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偏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把握不清家庭关系内涵与外延的人们或者如极端人士不管不顾父母，或者像“不拖累儿女杀夫”的老人一样，过于替子女担忧。其实，说到底，家庭关系是一种共同承担，不论前面有怎样的风雨，尽最大能力而不是抽刀转向自身，乐观豁达而不是过于忧虑，才能尽可能地避免悲剧，增强家庭抗击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杨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