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捐献者感受社会温暖，社会集体感恩捐献者的氛围，最终实现移风异俗

　　在2006年和2008年，苏州市民周颂英遵照父母生前的意愿，当他们过世时，将他们的遗体先后做了捐献。然而，此后的十来年里，她和家人一直生活在邻居和亲友们排斥中，认为她是“不孝”。为了躲避这种压力，周颂英被迫前后三次搬家。

　　遗体（器官）捐献对于挽救生命、发展医学事业意义重大，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道理。然而现实是，中国遗体捐献率畸低。有调查称，遗体捐献登记人数仅仅占我国人口的0.01%左右；而实际捐献的遗体仅占遗体捐献登记人数的4%~20%。另一方面，有关方面近日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将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这意味着，我国器官捐献将进入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时代。这的确是中国人权保护事业的又一大进步，但同时也对自愿遗体（器官）捐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像苏州周颂英那样捐献父母遗体之后，却被亲友严重误解，备受社会压力，严重妨害了中国遗体捐献事业的发展。对此，医学界、媒体以及政府职能部门，不能只是高高在上地批评所谓“落后意识”、“封建思想”。古语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应该反思一下：我国实施了20多年的遗体捐献制度，为何至今应者寥寥？公众的思想瓶颈在哪里？哪些措施有助于化解误解？捐献流程中，医学界有没有做得不够到位的地方？不去解决一些现实问题，公民遗体捐献意愿是上不来的。比如，2011年有报道称：广州某遗体捐献者死亡后，运往殡仪馆和开追悼会的费用，竟然要由家属承担。如此荒唐事，确实令人寒心。遗体捐献者应该得到医学界以及全社会的高度尊敬，生前身后应该得到更大的善待。

　　此外，动员公民积极捐献遗体是政府的社会责任，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应有之义。政府应当把捐献倡导，放在公益宣传相应的位置上，不能讳谈、避谈。一者，需要将捐献过程透明化，特别要针对目前盛行的各种“流言”做出专项辟谣和澄清，在这个特殊的捐献领域，必须要有绝对的操守和制约监督，才能赢得公众信任。二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有起码的“人文暖色”，包括具体工作人员的文明礼貌，包括医学生解剖尸体时应有的默哀、感恩之心等等，这种小节不能忽略。三者，对前述的“捐献遗体还要家属自负运费”等问题，财政、受捐单位应拿出态度；甚至对于已签署捐献协议的公民，医疗机构应有服务优惠措施，比如优先就诊等等。如此就会形成捐献者感受社会温暖，社会集体感恩捐献者的氛围，最终实现移风异俗。（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