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项公共规则，固然可以听听直接利益相关者的说法，甚至可以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感受，但更重要的视角是伦理、正义和公平

　　中纪委网站年末观察，首推“再见了，公款贺卡”。报道说，公款贺卡看似“鹅毛之礼”，暗藏“四风”之弊。自2013年10月31日发出禁令，制卡者生意冷清但感到抓风气抓到了点子，送卡者得到了解放，邮递者业务转型，收卡者感到清爽。

　　公款贺卡泛滥，有财力、人力、精力的耗费和人情的牵扯。在这个链条上，制卡和邮递是获得利益的，他们可以提供这根链条存亡条件下的对比资料，但作为利益相关者，却未必能客观评价这根链条存废的合理性。这就像禁止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好不好，不由餐饮业、旅游业来评价一样。

　　公款贺卡这种小事情，该不该禁止，制卡者、邮递者的评价是不重要的，甚至送卡者、收卡者的评价也是不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送卡者解放出来了，收卡者现在清静了，评价挺好的。但如果要禁止的是一种不当的公款福利呢，例如发实物、发购物卡等等，不当福利的获得者能对禁令作何评价？

　　事实上，对一项公共规则，固然可以听听直接利益相关者的说法，甚至可以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感受，但更重要的视角是伦理、正义和公平，更重要的评价是社会公众或者说人民。有人会说，公众是由不同人群组成的，人民是难以具体化的，所以还是应由具体的、可量化、可直接接近的一群人来评价，分头的评价综合起来就好了。不过，情况往往是“分头”后，一些“头”的看法显示出来了，而更多的、更大的“头”消失了，例如我们经常中听到学者、专家、企业家、明星、官员怎么说，“沉默的大多数”在哪里呢？

　　贺卡泛滥作为公务是否符合公务的伦常，公共财富是否用到了促进公平、正义等处，人民大众对此是否满意，从这些出发，其存废评价才是有意义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禁止公款贺卡是关乎社会风气和政治伦理的事情，而不只是管住一张贺卡。

　　现在，管束权力和官员，越来越强调“制度建设”，看重明文规条，什么不能干，非得开单子，不在单子上的，似乎就都可以干了。酒店不上了，有禁令嘛，但豪华内部食堂又来了，这样，单子要开多长，才能扭转得了官场风气？

　　实际上，禁止贺卡既是一个具体的规条，又是一个应该从“精神”上去把握的禁令，那些比贺卡支出多得多的公务浪费，不必列名单就该停止。有人会说，这可难把握，又要凭自觉性、道德而不凭制度了。治理权力，固然是要靠制度的，但如果剔除道德和自觉性，只靠条款列清单约束权力，实际上就是默认权力可以无良心、无道德地进行机械运行。（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