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售2014年12月份考研学生名单。”考研报名结束后不久，网络上就公然出售考生信息。记者与发布者轻松取得联系，发布者称:“打包出售全部名单(包括手机号码、毕业学校等)只要15000元，保真，物美价廉。”(据12月18日《光明日报》)

　　这一消息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130万考研用户信息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贩卖了。而若不是媒体曝出，这130万人还一直蒙在鼓里。是不是感觉受到巨大欺骗?实际上，这信息泄露的事已经不算是新闻了。笔者的手机，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各类垃圾短信骚扰，有售楼的、博彩的、不孕不育治疗的等等一应俱全。笔者就此上网搜索发现，网络上关于新生儿信息、新近死亡人员信息、别墅业主信息、车辆摇号中签人员信息等一应俱全，皆有人打包出售。文尾还附有联系人的99号，通过支付宝等转账软件交易付款，“一键交钱，一键发货”。

　　信息被贩卖简直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现在，连教育、考试这样严肃神圣的事件，也概莫能外。如何堵住信息安全的漏洞?如何让个人在数据的洪流中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这还真是构建法治社会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此前发布的《2013年中国网民信息安全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信息安全环境不容乐观，有74.1%的网民在半年之内就遇到过安全事件，总人数达4.38亿。信息泄露的情况很多很严重，目前来看，不是没人管，但显然也存在依法管理的诸多问题。

　　首先是没有专人管，也就是管理维护力量投入不足。拿考生信息来说，以往都是纸质管理，封闭性好，管理责任集中。而现在是信息化管理，一组组数字的泄露成本和难度比较低，加之人们对网络信息安全的保护意识不够，防火墙等安全设施级别较低，导致黑客轻而易举侵入，再加上别有用心者买通信息管理者，内外勾结，致使信息外漏。

　　其次是“管不着”，信息一旦遭泄露，执法追责困难也是现状。目前对此类案件查处归口在公安机关，但其往往受辖区所限，比如A市的通过B市的服务器窃取了C市某人的个人信息材料，谁来查?最后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目前来看，技术和手段是管控难题，但我们就该因此对信息泄露坐以待毙?比如从国家层面，能不能尽快启动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的立法工作，做到责任明晰，有效打击各类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的违法犯罪?一旦立法完善，法律形式明确，我们就可以衡量相关单位应当履行的信息保护安全义务是否到位、是否应当对发生的信息泄露事件承担责任。

　　另外就是必须要设立专门的执法机构来处理此类事件，加大人员、经费投入，指明受害者依法维权的途径，以此加大不法团伙的犯罪成本。只有依靠刚性制度和强有力的执法，才能将泄露信息者牢牢关进法律的笼子里。（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