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期，江苏南京某高校学生李长振和其他3名大学生被中介公司介绍到南京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打工。按照合同契约，他们原本可以拿到3000多元薪酬，但企业最终以他们的身份是大学生为由，按实习对待，仅发给1000多元生活补贴。尽管经过了多次奔波维权，他们也没能拿回剩余工资。

　　李长振他们的这番境遇，绝非孤案个例。从近年来的媒体报道看，不少打工大学生都有过类似窘迫经历。寒门子弟盼望通过打工兼职，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更多大学生则将打工经历，作为步入社会的“试水期”，而社会环境、企业态度也将影响着他们今后步入社会，可不无遗憾的是，这个群体打工经常遭遇种种不公正待遇。

　　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相继颁布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以保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可现实情况却是，打工大学生的权益维护，却举步维艰。缘何如此？或许，这与大学生维权意识和能力不足、违法企业的奸猾刻薄等都有一定关联，但更关键的，还是因为一部1995年颁布的部门规章不健全。

　　在劳动部制定的《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中，明确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由此上述两部重要劳动法律的效力被阻断，遭侵权的打工大学生方才举报无门，职能部门亦表示爱莫能助。

　　该条款貌似合理，却多有商榷之处。首先，就是无视打工大学生的劳动者身份，以及客观形成的劳动关系。大学生不同于高中生、初中生或者职业中学生，大都年满18周岁，具备了凭借劳动自食其力的能力，而对于年满16周岁以上的适格劳动者，法律上已无禁止或限制条款，保护劳动权更是宪法赋予普通劳动者的平等权利，为何要将这个特定群体强行排除在劳动法律保护之外呢？

　　或许，在当时有关部门看来，在校生的勤工助学活动，也就是高等院校组织本校学生参加校内的助教、助研、助管、实验室、校内产业和后勤服务及各项公益劳动，学生从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中取得若干报酬，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学校照顾性质的劳动，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劳动。可问题在于，大学生打工恰是主动介入社会工作，其性质截然不同于校方主导的“勤工助学”，与社会劳动并没有什么两样。

　　20年前，诸如此类的勤工助学活动，还是大学生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的主要渠道，《意见》第12条尚有合理之处。然而，如今大学生创业自强已是风起云涌，致富佳话频传，进入社会打工也早形成常态，有关部门如何能“刻舟求剑”，僵硬地理解和照搬该条款，又如何能罔顾年轻人的正当合理权益受到不法中介欺诈，若干用工单位压榨，任由正常的社会劳动秩序受到破坏呢？

　　在诸多法律中，劳动法以其关系基本权益的重要性，素来被誉为“第二宪法”。随着时代发展，大学生打工适用劳动法，已是国际劳动立法的世界潮流所在。如德国的《事故保险法》、法国的 《劳动法典》、美国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我国台湾地区的《劳动基准法》等，均承认打工大学生的劳动者身份，将他们以学徒工、实习生、技术生等角色纳入劳动法律主体中，加以规范性保护。

　　学者爱略特说，法律是为了保护无辜而制定的。由此推及，法律精神也应为弱势群体张扬，而不是库藏的宝贝。打工大学生的不幸境况，理当进入立法者视野，在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尽快推动劳动立法作出合理修改，别让这个弱势群体成为阳光下被遗忘的对象。（欧阳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