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需要运用司法智慧，有效平衡公益诉讼的“突破性”和法律的“稳定性”，实现公益诉讼的立法初衷

　　在实施“铁路实名制购票”之后，铁路方面仍规定“乘车后遗失车票的需另行购票”。民间对此意见很大。去年4月，长沙旅客何奎在乘坐高铁时，在车上遗失了车票；出站时，铁路工作人员要求其重新全额补票。之后，何奎将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告上了法庭，当年10月，法院一审宣判：铁路方面败诉。

　　如今，铁路方面碰到了更强大的叫板者——去年年底，浙江省消保委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起诉上海铁路局，认为“实名制购票，乘车后遗失车票需另行购票”的规定不合理，要求“铁老大”停止执行。浙江省消保委状告上海铁路局，可以看做中国公益诉讼的一起大事件，也是消费者组织提起的第一例维权公益诉讼。

　　为什么我国要引进“公益诉讼”制度呢？按传统的法学理论，只有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但随着现代大工业文明的发展，面对质量缺陷、服务欺诈、霸王条款，消费者作为弱势一方，在财力、精力上无法与无良大企业抗衡；难以“经济地”通过诉讼讨回公道。所以有必要引进消保委等公益性民间组织，代表“沉默的大多数”维权。

　　随着近年《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陆续修订完成，中国的公益诉讼正在进入“快车道”，公益诉讼的大门被开得更宽，众多符合法定资质的消费者维权机构、环保公益跃跃欲试，希望上台打擂，叫板“霸王条款”、污染大户。

　　新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省级消费者协会，可以提起诉讼。浙江省消保委状告上海铁路局，正是依此条法律的授权。并不是铁路霸王条款直接受害人的消保委作为诉讼主体，去起诉铁路，突破了传统民事诉讼的一些框架，也是在为其他省份的消费者组织的公益诉讼“探路”。

　　传统诉讼的判决结果只能约束诉讼当事人，那么，如果这次消保委状告铁路方面胜诉了，这一胜诉结果能否适用于其他乘客？如果不能，则公益诉讼的意义不大，不能普惠公众，和消费者的个人维权诉讼就没有了差别。法院需要运用司法智慧，有效平衡公益诉讼的“突破性”和法律的“稳定性”，实现公益诉讼的立法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