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纪委17日发布2014年“治腐成绩单”，去年北京共查处“小官贪腐”案件194件，违纪总金额3.58亿元，其中100万元以上的47人，1000万元以上的4人(1月18日《新京报》)。

　　作为“首善之区”，首都北京理应成为全国反腐倡廉的表率。这份成绩单证明了纪委执纪监督人员的工作成果，值得点赞。同时，北京市纪委公布了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都涉及公款旅游，多是借调研、考察等工作名义公款旅游。问责背后，却不免留下“轻纵”的疑问。

　　公款旅游作为“四风”顽疾之一，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然而，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公款旅游并予以严厉问责，公款旅游仍被单纯视作违纪行为，普遍被处以严重警告处分、撤职等行政问责，鲜有追究刑责。例如此次通报的“海淀区区属企业监事会原主席张宝信公款出国出境旅游问题”“多次接受某中学校长邀请出国出境旅游，个人费用共计51356.73元”，但最终仍是“给予张宝信行政撤职处分”，并未提及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公款旅游，特别是接受下属单位、利益相关部门等邀请进行公款旅游，背后是否会存在“利益请托”“额外照顾”，我想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恐怕十之八九。仅从公共财物受到的损失上看，公款旅游与贪污、受贿犯罪造成的损失并无本质区别，且前者更难追缴挽回损失。由此，近年来建议公款旅游入刑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息。

　　支持入刑者认为，只有入刑才能用最严厉的刑法利剑严惩腐败，以儆效尤。反对入刑者则认为，公款旅游是一种公款消费行为，在我国现实生活当中，公款消费和个人消费存在公私不分的情况，此行为虽然违纪，但目前尚无法按照贪污罪惩处。在争论声中，公款旅游继续保持违纪的属性，与贪腐犯罪始终“一步之遥”。偶尔有公款旅游行为被作为受贿、贪污犯罪处理，也仅是个案，不具有普遍性。

　　笔者要强调的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党纪反腐的未来发展趋势和终极依归应是法治反腐。无论从社会危害性还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看，公款旅游和其他贪腐行为并无明显差别。将其排斥在贪腐行为之外，不利于反腐工作，也有违司法公正。

　　目前，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15年全国两会召开也为期不远，类似公款旅游等严重违纪行为能否通过科学、理性的立法设计纳入刑法规制，事关法治反腐的力度广度，期待专家学者、代表委员们再次审视，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