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东亚区域生育率“低下”现象显著。韩国总和生育率全球排名倒数，若按1.19的出生率，到2750年韩国将“消失”。韩国网友戏称，韩国的年轻一代是把恋爱、结婚、生育全弃的“三抛一代”。新加坡总和生育率一直排在倒数第一，政府决定将限制郊区私人“鞋盒公寓”的增长，以缓和住宅区过度拥挤的顾虑，借此鼓励夫妻生育子女。日本政府去年成立“少子化危机突破工作组”，兼顾协助育儿和工作的“工作方式改革”。

　　2014年尽管东亚各国政府积极作为，但依然一筹莫展。为何深受“无后为大”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面临传宗接代的问题？为何东亚会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谷的区域？有一种似乎说得通的解释：这些国家房价高、生存压力大、福利不足。思考生育问题，除了社会文化因素外，还需考量具体政治经济背景。

　　很明显，东亚这些低生育国家都是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后发现代化”是指那些面临外部现代化挑战,本身却缺乏现代化因素积累的国家,由政府出面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自上而下启动经济现代化的一种模式。这些“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通过解构传统儒家的家庭结构，让女性成为直接生产力进而发展经济。而一旦被发动“走出来”的女人就很难再“走回去”。

　　在人口统计学中，有一个通行全球的现象：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强烈负相关——即一名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高，生育孩子的数量会越少。那么，东亚女性直接参与经济的过程中，其受教育程度日趋提高。中国大中城市、日本、韩国等东亚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升学率甚至出现高于男性的趋势。如此背景下，女性受教育程度急速提高伴随生育率急剧下降，就不足为奇。

　　对个人来说，东亚女性生育率下降，是因其很难同时兼顾好工作和家庭，但从宏观角度说，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模式要面临的“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之间的根本矛盾。女性要积极参加经济活动，也因生理原因担负人口再生产的责任，这两个职能都在争夺女性资源。日本就是面临这个矛盾的典型，“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架构相对稳定，但较低的女性就业率使其经济发展后继无力。因此，安倍提出“女性经济学”，就是试图通过提高日本女性全职就业水平提高GDP；同时，日本面临严重的“少子化”，生育率极低，如果“女性经济学”成功推行，那么日本将面临更严重的人口问题。

　　除了“生产”与“再生产”的矛盾，“后发现代化”国家都经历急速的市场经济化过程，这也是一个迅速将“自然人”变成“经济人”的过程，低生育率成为该过程中的副产品。在现代经济社会，女性作为“理性人”或者“经济人”，对于生育的考虑日趋成为一个“经济选择”。对东亚各国来说，女性个体层面的“理性选择”，实乃与国家层面的“鼓励生育”政策背道而驰，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将是难以破解的社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