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个体制内的朋友跟我传授他的当官心得和体制内的生存之道，其中一条是“越左越安全”。他认为有些事情，不管对不对，不管理解不理解，跟着喊口号就是，永远不会错。对一些事情，宁愿上纲上线，宁愿走过头和扩大化，宁愿走到极端、走到让人反感的地步，也不能让上级感到有任何一点儿不到位的地方。对一些理论和教条，明知道已经脱离时代脱离现实，但只要有“革命”的外衣，生搬硬套就是了，这样最安全。这样的观点还常与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以“打倒权贵”和“替弱势群体代言”自居，加大了这种姿态的迷惑性。

　　不知道这种“越左越安全”的理念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种对党和国家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党和国家在历史上曾吃过左的苦头，付出了血的教训和惨痛的代价，不能让“越左越安全”的谬误和错觉泛滥成灾。

　　与体制内部分人秉持“越左越安全”对应的是，网络舆论场中流行着一种对立的态度，就是“越右越正义”。对国家和政府越表现出激烈的批判姿态，逢中必反对，逢美必叫好，越是站到政府的对立面，在自由放任和无政府上走得越彻底，越会喊自由民主的口号，越容易被打扮成正义的“斗士”，受到部分网民的追捧和欢呼。在这种“越右越正义”的氛围中，甚至连杀警察的杨佳都被捧成了斗士。

　　一边自以为“越左越安全”，一边坚持“越右越正义”，这两种极端的思潮不仅自说自话，在舆论场上还互相强化——站在极左那一边的，把极右当成敌人，以那些极右观点为敌，论证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和正统性。反之，极右也把极左当成敌人，那边的面孔越左，越刺激着一些人充满正义地朝着越右的方面狂奔。两种极端声音的喧嚣和交锋，使本就稀薄的共识更加模糊，也使舆论场充满混乱。

　　显然，两种极端取向都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轨道背道而驰，我们的改革需要一种务实的、客观的、尊重现实国情的理性态度，谨守常识，避免极端主义。《人民日报》也曾经批评过舆论场中那种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红即黑的极端主义思维方式：因为有消极腐败现象，就把国家说得一无是处；因为有为富不仁，就对所有富人怨、恨、怒；小悦悦事件发生了，就断言世风日下已至道德末日；“最美”出现了，又认定道德滑坡根本不存在。

　　无论是某些地方官场流行的“越左越安全”，还是网络舆论场上的“越右越正义”，都无视基本的事实和逻辑，把姿态摆在比事实更高的位置。其实，很多时候人们对一些问题的基本看法并没有差别，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这些都有基本的社会共识——人与人最大的问题不在价值观差异，而在看到的事实不一样。不同的人选择性地看到了不同的事实，就得出了不同的价值判断。

　　最典型的就是，前段时间美国纽约时报广场跨年夜之后垃圾遍地，就在中国舆论场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有人得出的判断是“美国人原来也一样乱扔垃圾”，有人的判断是“以后不要一提乱扔垃圾就都骂中国人了”，有人的判断是“美国人乱扔不能反证中国人乱扔垃圾就光荣了”——其实如果大家都注意到“美国为了反恐需要，大型集会时临时撤掉垃圾箱，让大家把垃圾扔地上，集会结束后统一清理”这个事实，双方分歧就不至于那么大，也不至于成为攻击对方的武器。还有最近南都记者暗访警察吃娃娃鱼一事所激起的警媒对立一样，关键事实被忽略，理性和中立声音被淹没，彼此的情绪被几个标签在哄抬。

　　没有对基本事实的认同，就没有对话的可能，双方都停留在各自编织和想象的“事实”空间中越走越偏执。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各方面都正常的现代国家，社会的主流和基本面都是力挺改革的：爱国，支持现有的改革方向和渐进策略，认同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想回到可怕的“文革”，厌恶人治追求法治，信奉市场而又警惕市场化局限，也觉得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无法把西方那一套照搬过来。这种主流认知下，极左和极右都是不得人心、没有市场的。这种社会基本面下，秉持“越左越安全”和“越右越正义”都会被人们当作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