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内蒙古阿拉善盟环保局的官员，过去一年的关键词应该选择“情何以堪”。辖区内腾格里沙漠的环境污染问题，经历中央最高层领导批示后才被敦促整改，巴掌啪啪打在脸上。当然，假若我真坐到那个位置上，也会深陷是否作为的困局：要么无可奈何，有“GDP至上”大伞保护，污染企业压根不怕；要么“服从大局”，对荒芜沙漠中的这点污染不以为然。更或者，要在被追责之际吼上一句“点真背”，感慨霉运为何发生在自己任上。

　　不管持有何种看法，环保部门的日子越发难过是肯定的。今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他们的权力和责任都明显加重。实际效果如何？尚待观察。《科技生活》周刊的记者们分赴多个地方，对多种类型企业的排污状况进行调查，写成专题报道《不能承受的化工水污染》，指出环保屈居于经济发展之下、监管部门和企业关系暧昧等问题，仍然相当突出。在这些问题背后，不仅仅是地方主政者政绩观的偏差，还和奖惩评价机制的结构性矛盾有关：无论环保工作做得好与坏，其效果往往都不能立马显现。虽然环保部门被施加的压力很大，但官员重视环保的动力还很缺乏。

　　目前很多地方已经把绿色环保纳入官员考评标准。但是和财税数字不同，环保工作的成绩不太好客观衡量，效果也不该以短期结果进行评估。和经济发展项目的短平快打法相比，环保监管更讲究长、繁、慢。对环境污染的放纵，恶报可能会在挺长时间之后才会来到。环保工作布局面临的更大问题是，谋划善举的回报很难在短期内等到。一项好的管控措施，很难立竿见影，可能要等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人们才能看到成效，谁有耐心等得到？这就对很多官员失去了吸引力。

　　因为官员流动性相对大，出于工作需要，他们随时都可能被组织调动到其他岗位。作了恶，拍拍屁股走人，会有继任者来扛；行了善，结出的果实还来不及等到。在短任期、高产出的目标催促下，“以环境换GDP”之类的短视做法也就不足为奇，更何况他们还有“不会正好让我摊上”的侥幸心理。官员对工作成绩有迫切需要，并不能指望他们每个人都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高风亮节，也不是每个官员都有“百年大计”式深谋远虑。不是不能做到，是这么做之后能拿到的“实惠”看不见、摸不着。

　　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已下发通知，要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进行终身追究。我想不妨更进一步，在厘清各级政府部门和监管岗位的责任后，建立官员的终身环保工作档案，和地方行政首长、环保官员如影随形。对正反两个方面的效果都进行长期考核反馈，不局限于干部任用考察的一时评价。不能止步于不出事，做点事更重要。

　　终身追责打消掉“人去责免”的可能，但这只是在消除相关官员的环保惰性。如果他们重视环保仅仅是由于怕担责，时间一长难免会沦为被动应付。与此同时，还得给他们增加驱动力并保持惯性，用制度化措施鼓励环保的长远眼光。比如，如果多年之前的某项环保举措收到了良好效果，相关人员也应当受到奖赏，也能为升迁考察和政绩考核加分，不能因为他已经转换岗位或调离本区域就置若罔闻。

　　环保工作的思路需要增加一条：惩恶同时，也得扬善。要让官员们看到：不把环保工作做好，走到哪里都头悬利剑；实打实搞起生态环境保护，也并不是在默默给别人做嫁衣，更不是浪费精力和时间。《科技生活》周刊的记者们的调查耗时间、耗精力，揭示的问题也触目惊心，这是一种有力的外在监督，除了通过外在的监督与惩戒，激发内在动力鼓励善也同等重要。不放过任何一个作恶者，也不能让每个为善者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