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经济当前并未陷入通缩之中，通缩预警的氛围也无需过分渲染，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未雨绸缪。

　　羊年伊始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为小微企业减税降负，为宏观决策的精准调控开了一个好头；春节假期后第一个周末，央行如期降息，解实体经济燃眉之急。这些政策措施无一不是针对当前经济发展需要而作出的科学决策，符合市场预期。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极为复杂。从内部看，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房地产及其附着行业的拉动能力大不如前，增长质量和效率良莠不齐，环保压力日盛一日，要素驱动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以创新驱动增长模式的建立尚需时日，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待形成。从外部看，全球经济仍在寻找新的动力引擎，油价下跌给美国经济复苏带来新的变数，欧洲、日本徘徊于通缩边缘，新兴经济体面临挑战。这一方面使得我国外部需求难以有较大改善，输入性通缩的影响正在累积；另一方面，美元的走强也使得人民币汇率面临较大压力，资本流出现象更为突出。

　　面对严峻形势，对宏观经济进行预期管理尤为迫切。

　　首先，为保持价格基本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货币政策有必要继续保持稳健。提到防范通缩，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加大货币政策的宽松力度。从理论上来说，防范通缩最直接的办法是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些国家也据此作出了尝试，但效果大多不尽如人意，宽松的货币政策并非经济复苏的解药，有时甚至是饮鸩止渴。货币政策终归是总量政策，更侧重于短期总需求的调节。就我国而言，大幅宽松不仅会加大货币贬值压力，且资金流向难以控制。一旦大量资金流入产能过剩、房地产等行业，将无益于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更会给未来留下一系列“后遗症”。

　　但不大幅宽松并不代表货币政策就一成不变。根据我国经济基本面和流动性状况出现的变化，降息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适时出手，将有利于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保持实际利率的基本稳定。未来，货币政策仍需要适时适度预调微调，保持流动性松紧适度。

　　其次，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仅靠货币政策“孤军奋战”是行不通的，助力我国经济平稳增长还需要财政和税收等政策共同发力。目前，实体经济的税费负担仍然较高，因此有必要加大减税力度，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激发市场创业创新的活力，从而达到扩大就业、拉动消费增长的效果。同时，好钢也要用在刀刃上，财政资金应当在支持民生保障工程、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加大力度，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释放居民消费能力。此外，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东风，财税政策要在支持企业“走出去”上更加积极，一方面鼓励我国高铁、核电等优势产业迈出国门；另一方面，还可将过剩产能转移至有需求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双赢。

　　再次，实现政策调整和预期管理的良性互动。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人们往往对宏观调控政策更为敏感。要做到不急不躁、稳步推进改革、以大局观的心态去看待改革中的利益得失，就必须让政策调整符合民众预期，反过来又让预期推动和引领改革进一步深化。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财税、金融、国企、价格、收入分配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都会大步向前。充分协调各地区、各领域的关系，促进改革措施落实到位，既有硬措施，又有软约束，实现统筹发展，对决策部门是一个新的课题。

　　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怎样实现这种良性互动，需要坚定的信念和节奏的把控，二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