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华每日电讯》发了篇报道，题为《解码26次政协双周座谈会，看委员如何履职》。其中有件往事特别发人深思：在“核电和清洁能源发展”主题会上，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与张国宝等委员展开了辩论，“挺核派”和“反核派”辩得面红耳赤，以至于会议主持人俞正声不得不笑着“维持”起现场秩序：“我们只是交锋，不争吵。”近3个小时讨论最终达成共识：中国要发展核电，但必须稳妥推进，安全是第一考量。“只交锋不争吵”，也已成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常态。

　　何谓“只交锋不争吵”？俞正声今年所作政协工作报告中有段话为此作了注释：政协协商民主必须大力营造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要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直言，坚持体谅包容、求同存异，坚持商以求同、协以成事。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交锋”是不同观点或意见相互争论讨论，在求同存异中找准最大公约数；“争吵”则是因意见不合而互不相让。因离开“商以求同、协以成事”这个大原则，“争吵”往往特别耽误正事。民意在交锋中展示，共识在协商中形成。政协能在推进科学民主决策中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和坚持“只交锋不争吵”分不开。

　　从思维方式看，“交锋”是种辩证思维方法。辩证法告诉我们，看事物，看问题，必须看到矛盾双方，看到事物多方多面，既要看到正面，也要看到反面，既要看到正方，也要看到反方。这样，才能有效防止思维片面性、绝对化、简单化，形成理性认识。一个人也好，一部分人也好，都有自身局限性，在发现真理或规律中很难“一步到位”，不同观点多多“交锋”，那些“半通不通的思想”就会在互补中渐渐进入“无不通”状态。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无论是立法修法还是重大改革，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重大决策，都应力行“只交锋不争吵”。

　　前几天，新华社记者多地调查后写了篇报道——《博物馆建设“高烧”背后隐忧多》。报道列举了博物馆建设三大症状：一是速成馆多，先开馆再找藏品。二是挂牌馆多，以文化之名圈地圈钱。三是盲目求大。最近几年在建新建博物馆规模越来越大,一些省市新馆面积甚至达到了10万平方米。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甚至计划5年投资20亿元，建世界级博物馆小镇。“高烧”意味着规划或决策出了问题，这又和论证过程缺乏“交锋”有直接关系。如果主事者和论证参与者都能坚持“只交锋不争吵”，应当能在求同存异中使博物馆建设沿着理性和法治轨道进行。

　　一些国家的议会有项规则：法案表决前最后一轮辩论中，赞成者发言限5分钟，反对者发言不受时间限制。其立意就是重视倾听“不可行”意见，用“交锋”来完善法案。有些国家还设定了建筑批判制，即由专业群体对规划设计“百般挑剔”，以免“建设性浪费”发生。这也启示我们，鼓励“只交锋不争吵”，还需要从制度层面发力。

　　清朝有个总督，遇大事必召下属会商。每次会商他都要讲：“我意如是，诸君可驳我；我解说，再驳之，使万无可驳而后可行。”所谓“驳”，就是证伪，也是“交锋”。在民主集中制下，我们更应善待“驳”，更应自觉力求“万无可驳”。习近平有言：“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只交锋不争吵”，重大决策和各项改革必定能带给人民群众更多“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