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几乎都寄希望于通过改革高考制度来革新教育，但如果问题梳理不清楚，恐怕不但学生情感缺失等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希望通过优化高考办法以筛选人才的目的也实现不了。

　　有全国人大代表日前在教育改革专场访谈中表示，“比高考分数更重要的就是改变高考的评价价值，转为对孩子幸福观和人生观的认可”，“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教育导向，认为清洁工、挖煤工人也是成功的就好了”，“艺术教育是给人情感的教育，现在我发现很多理工科学生没有情感，连孝敬父母的情感都没有，这是很恐怖的。教育回归常态，就是让人回归人样”。

　　这些观点看似个个有理，但细思量却值得商榷。比如，要求高考成为“对孩子幸福观和人生观的认可”，这话固然不错，但要把这个要求操作化，成为可以衡量考生是否有资格进大学的指标，难度恐怕不是一点点。中国教育要树立“清洁工、挖煤工人也是一种成功”的价值观，不知道那些急于“用知识改变命运”的贫困地区孩子能否转变过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中国教育确实存在偏差，但这不完全是因为教育自身问题，更多的还是社会出了偏差，要在不消除社会偏差的情况下就消除教育偏差，说说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在当今不少国家中，确实可以听到“扫地一丝不苟，挖煤单班产量高也是成功”的说法，但把清洁工、煤矿工人同比尔·盖茨、霍金、巴菲特、贝克汉姆等量齐观的，大概也只是“个人价值观”，因为毕竟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体育文化事业还是需要大腕的。中国能不能独辟蹊径，成为第一个“观念和实际都绝对平等的社会”，或许有机会，但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不像——1840年鸦片战争落败后，痛感“落后就要挨打”的中华民族，无法把迎头赶上的希望单纯寄托在扫地和挖煤的精益求精上，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

　　不过，“让教育回归常态，就是让人回归人样”在大方向上是完全有道理的。今天中国教育讲竞争有余，讲为人之道不足，从情感到信义都存在明显不足。不仅理科学生如此，文科学生同样如此，不能因为近年来出现几位理科学生的极端行为，就给理科学生全体随意贴上“病情特别严重”的标签。因为大学理科学生和文科学生都是从相同的基础教育阶段过来的，无论在文理分班之前还是之后，基础教育都仅仅服务于学生考上大学，应该教什么、教多少，完全取决于高考时怎么考，学校对学生、家长对孩子的要求都由此而定。要有所改变，不能等到学生进了大学，而应该从中小学做起，最好自出生后就从家庭教育做起。毕竟家庭是孩子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人格教育包括情感教育要比其他任何素质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这么说不是为大学开脱，而是在承认大学应该继续承担这方面责任的同时，更强调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有其专门的内容，越是年幼时，越是应该打好基本素质的基础。按照人类身心发展的规律，年幼时情感比较丰富，成年后理性比较成熟。如果颠倒教育内容安排的次序，恐怕只能事倍功半。这就是为什么那位代表特别希望在中小学进行改革，加强体育和艺术教育：体育为强壮身体，艺术为丰富情感，包括对父母发自内心的孝敬。

　　其实，不满于今天中国教育的人士不少，大家几乎都寄希望于通过改革高考制度来革新教育，但如果问题梳理不清楚，没有针对性的突破，恐怕不但学生情感缺失等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希望通过优化高考办法以筛选人才的目的也实现不了，这才是真正的“两头不着地”。所以，要提升中国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提高国家创新能力，不但要说清楚教育改革应该干什么，更要科学地设计出怎么干最有效。如此，才能走出“说得越多、改革越多而教育问题也越多”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