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相差甚远，要使干部岗位乐于选拔学者，学者也乐于从政，且能真正发挥作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方面，即使本人乐意，也不是所有学有所成的学者都适合行政工作，另一方面，行政思维痼疾难改也可能影响学者官员的工作效果，所以这也需要以深层改革为支撑。

　　近期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调任环保部党组书记，联系到2015年以来还有中科大和北航等另外两所高校的校长出任国家部委副部长，一时，中国政坛新一轮“学而优则仕”之风受到了较高的关注，称之为“大学校长与学者从政或将成为新常态”。但笔者认为，校长从政与学者从政这两个概念还需区分，目前学者从政恐怕还难成新常态，当然笔者对此也心怀期待。

　　一些校长脱离高校进入党政机关，难以代表学者这个群体的从政状况，与“成为新常态”更是相去甚远。与一般意义上的学者不一样的是，大学校长本来就是行政人员，有着正厅级以上的行政级别。虽然按照惯例，大学校长基本上由教育系统内部升任，他们多是学者出身，在学术领域颇有建树，任校长也兼具学者身份，但大学校长的主要工作不是做学术，甚至可以说，大学校长不需要再做学术，而是要安心做好高校管理工作。虽然这与任职党政部门有不同的工作要求，但作为整个行政体系的内部流动，也算不上很特别的事情。若以“学而优则仕”言之，则他们本来早就是“仕”了。而做为学有专长但没有行政职务的学者，目前极少有直接从政且能担任较重要职务的案例，因此，我们不能以大学校长的从政扩大为学者从政。

　　真正实现学者从政对改善我国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在方向上来说这是应该鼓励的。现代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专家治国。重要政策的制订，需要详尽的社会调查的数据支撑，需要严谨周密的思维，也需要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这些都是专家之所长。因此，即使学者不出任行政官员，在行政管理上也需要打破学术和行政的天然壁垒，使学术研究为国家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同时，学者因其长期学术训练养成求真务实的思维和行为习惯，若其从政能成为“常态”，对改变官场应酬逢迎、搞形式主义等不良风气，改变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也能起到一定纠正作用。

　　但从大学校长从政过渡到学者从政，恐怕并不容易，还需要对当前的干部人才选拔制度做出大胆的变革。这既要打破行政级别的森严等级观念，还需要在学者选拔、任用的标准和程序等方面做出制度性的规范。

　　毕竟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相差甚远，要使干部乐于选拔学者，学者也乐于从政，且能真正发挥作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方面，即使本人乐意，也不是所有学有所成的学者都适合行政工作，另一方面，行政思维痼疾难改也可能影响学者官员的工作效果，所以这也需要深层改革为支撑。

　　虽然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从政，但大学校长调任党政机关成为“新常态”，这也是值得肯定的事情，希望他们能带来清新的为政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