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报道，3月31日，在广州举行的一个有广东省多个城市参与的工作座谈会上，记者惊讶地发现，去年已启动货币化公车改革的深圳市，8个与会单位的10名干部竟带有8名司机。记者随后查明，10人中，一名市领导，不在公车改革范围，仍然配有公车;两名区领导，按照公车改革方案可以选择保留公务车或者发补贴，二人选择了保留公务车;其余7人，已按规定每月领取车补。

　　深圳距离广州不远，交通便利，坐高铁快的话只需半小时。这样的事实面前，“10人开会8车8司机”，的确有些扎眼。早在公车改革之初，公众即对改革会不会演变为少数人“拿着车补坐公车”表达了担心。新华社报道表明，这种担心正在一些地方成为现实。如果不廓清其中是非，采取果断措施制止这种现象而是任其蔓延，公车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

　　公车改革最主要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厉行节约，减少公车经费支出;二是破除一些人头脑中的特权思想，令其回归公仆本位。而“拿着车补坐公车”，则让这两个目标都落了空。尽管这么干的是极少数地方的极少数人，但危害是巨大的。

　　危害，首先是销蚀百姓对公车改革的信心。公车问题之多、改革之迫切，无需多言;对公车改革，公众拍手称快，却也并非没有担心。公车改革要取得成功，除高层制度层面的强力推进，也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和支持。一旦“拿着车补坐公车”等消极现象销蚀公众的改革信心，虽无碍改革最终成功，但恐有较长弯路要走。

　　危害，还在于它可能产生极不好的示范效应。公车改革是大势所趋，没有人敢公开反对，但对于失去曾经拥有的既得利益，并非每个人都心甘情愿。这种心态表现在行动上即是:对即将启动的改革，能拖就拖;拖不过去了，则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留有余地”。和打车、坐火车相比，坐专车要舒服得多。“深圳的可以坐车来开会，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其他地方与会者来说，有这种想法很正常。一旦部分人将思想付诸行动，下次开会坐车来的将会更多。

　　“拿着车补坐公车”，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但我不想过多指责个人———和人相比，制度更为根本。关于此事，当地有关领导的说法是:“经询问，此次用车是符合有关规定的。”对于上述定性的准确性，我并不怀疑，但10人开会8辆车8名司机，却仍然“符合有关规定”，恰恰反映出公车改革配套措施的不完善，相关办法还需要进一步细化，比如单位机动用车管理、政府公车服务中心用车申请、相关出差用车规定等等。

　　也许有人用“这是到外地开会”为“拿着车补坐公车”辩解。不想反驳更多，想问一句:您觉得车补该花在什么地方?还想提醒:离广州更远地方的参会人员，可没有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