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违反财经纪律、对学校横向科研经费治理杂乱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西安理工大学校长刘丁日前被处以撤销党内职务、革职处分。陕西省纪检部门查实，刘丁曾用课题组资金购置奥迪A6轿车，挂号在个人名下。 （4月7日《新京报》）

　　2011年，68.99万元课题经费为奥迪A6轿车埋单；2015年，纪检部门证实相关领域东窗事发。其间的2012年和2013年，当事人先后多次用治理费和科研经费购置购物卡和食物用于过节发放。此外，课题组职员还用无关的火车票、飞机票报账，冲抵课题调研用度。纪检部门拍蝇打虎比较专业，抽丝拨茧地厘清真相也不稀奇；值得反思的是，面对堂而皇之的漏洞与乱象，为什么发钱的部门数年如一日“不知不觉”？

　　科研经费成了唐僧肉，这当然也不是头一遭。去年以来，多名院士、大学教授，因陷科研经费腐败丑闻被查，科技投入问题再次成为社会热议话题。因为，与巨额投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我国真正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和大师级的科学家，似乎鲜有出现。当然，科研经费与即期回报，未必成正比，但经费管控不严，不啻诱人犯罪。

　　这里有两个层次：一是制度缺憾。“报销啊假账啊，用审计的话来讲，套取国家资金私分。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态度很明确，除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之外，一般行为不予追究。”针对普遍存在的科研经费报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任中央第十巡视组组长的令狐安曾表示，这属于“办法规定及制度不合理造成的‘逼良为娼’的现象”。此前，“中国性学第一人”的潘绥铭因“科研资金使用不明”遭行政处分引发争议，就跟“只认发票”的报销制度有关。可见，追究还是不追究，标准与操作也比较混乱。

　　二是寻租成风。在学术界，“官大学问大，权大经费多”，这几乎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用业界的话说：“科研经费七成以上按照牌子、帽子、位子分配，被领导挂帅、学阀学霸拿走了，三成撒了胡椒面，而且自然科学奖拿到一等奖、二等奖的都是学术大佬，有的联合拿奖。”资源配置失衡，监管手段有限，就难怪2013年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对科研经费“恶性问题”连说两个“愤怒”，并表示“痛心”和“错愕”。类似“68.99万元课题经费为奥迪A6轿车埋单”的故事，似乎也见怪不怪了。在有些地方，科研经费早就可以打酱油、可以买彩电，还可以开房……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13年底，中国的科研经费总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二。而与之相对，则是中国科协的相关报告显示，从全国来说，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仅40%。常识上说，纪检部门查出的科研腐败，基本都已经是“人神共愤级”，况且这种事后问责，也未必能从源头上逆转经费使用规则上的滥觞。那么，科研经费的“自洁功能”去哪里了？

　　毫无疑问，学术自律一旦成为空谈、学人精神一旦市侩化，再多的钱，也唤不回科研的“生命内核”。今天，在公共治理能力成为政治热词的时候，是该改变行政手段配置科研资源的刻板惯性了——最起码，科研经费报销审查制度，不能成为被改革遗忘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