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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界》杂志的调查显示,85.8%的医生表示,因担忧发生医患纠纷,他们在行医过程中为避免医疗风险和医疗诉讼,进行过防御性医疗。防御性医疗也称自卫性医疗或防卫性医疗,具体表现包括:从实际病情看没有必要的各种化验、检查,回避收治高危病人,回避高危病人手术及难度较大的特殊处置,带有推脱责任性质的转诊及会诊等。(4月20日《中国青年报》)
某些医生自我辩白的说辞,固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可由之传递的医疗行业的焦虑与不安,却确乎值得各方所正视。惯常的说法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司法设计,加剧了医生自证清白的难度,久而久之难免变得畏手畏脚、患得患失。此一论述逻辑看似有理,实则放大了医生们的诉讼劣势,却选择性忽略了其“专业优势”——事实上,医生们天然享有的专业优势,以及相对封闭的执业场景,决定了他们与生俱来处于有利的博弈位置。据此,举证责任倒置,实是一种平衡。
然而遗憾的是,充斥着打骂哭闹和赤裸威胁的医闹现象,让医疗纠纷的司法化解决之路越走越窄。这客观上也导致了,手握专业优势的医生们,每每遇到医疗纠纷,总是深感无力。在这种背景下,采取“防御性医疗”避险求稳,似乎成了他们“最后的选择”?有鉴于此,此时此刻,我们也许迫切需要厘清两个问题。那就是,现状当真恶化到“非得如此”的地步了吗?防御性治疗,当真就更利于医生保护自己吗?
要知道,并无任何统计数据表明,积极的救治过程,会给当事医生带来更多的麻烦。用防御性治疗来自我保护,更可能只是想当然的事情。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防御性治疗”的策略,因其伴随着拖延、推脱和转嫁等等情形,实则在无形间累加并强化了风险。说到底,此一做法不过是医生职业内部的互害游戏而已。大家都想着推诿卸责,却终究要有“倒霉鬼”最后接手。这意味着,或许会有极少数医生、在特定时段藉此得利,但注定会有更多的同行要为之买单。
85.8%的受访医生表示,进行过防御性治疗,只能说明医院内部基于“业务评价”的约束框架尚不健全,从而给一些人留下了投机取巧的空间。就此而言,若要彻底杜绝此类现象,固然要确保医生群体置身于有安全感的职业环境内,从而能够放开手脚、合理治疗;但更重要的,显然还要有赖于建构起一套更为严格的职业考核标准,来确保其执业表现具备起码的勇气、良知与进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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