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4月22日）有媒体报道显示，今年开年以来，国家信访局已会同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组成中央信访督查组，启动了两轮实地督查，力度之大、频率之高刷新纪录。

　　报道提及，中央督察组在督查中一再强调，与地方之间不是“猫鼠关系”，也不是信访人口中的“包青天”，而是寻求合作解决问题，透露出与地方政府既有博弈又有协商的微妙关系。这样的微妙关系，折射着信访制度的尴尬。

　　当前的信访制度是嵌套在中国“向上负责、下管一级”政府体制之中的，它不仅展现着民与官的博弈，也展现着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博弈，长远社会治理目标与当前维稳目标的博弈，一地稳定与更大行政区域治理的博弈，因而由它衍生的政策之间往往有着价值目标的冲突。比如，“严禁截访抓访”与曾经的信访排名制之间就有明显的悖论，而此次中央的实地督查，也是在打捞“越级走访将不被受理”新规定可能带来的问题。

　　根本上讲，上述尴尬的产生，源于信访承担了“解决矛盾主流途径”的角色。毋庸讳言，涉及司法和诉讼、城市拆迁安置、农村土地征用、以及企业改制损害职工权益等等上访案件，既是地方维稳的目标、也是地方维稳的产物，已经成为了大政府治理的伴生物。而信访作为内生于政府的救济渠道，与维稳逻辑自洽，不但是仅有的被政府默许的申诉途径之一，也是唯一有可能完成政府行为自我矫正的机会。它被民众倚重、成为首选的申诉途径，折射了其他申诉途径的萎缩，和法治的孱弱。

　　两个数字可以参看。一组数据是前些年的，但仍有代表性：据学者于建嵘问卷调查，632位进京上访的农民中，有401位在上访之前就上访的问题到法院起诉过，其中法院不予立案的占到42.9%.另一组数据是最新的，来自于去年十一月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王振宇的访问：近年来行政诉讼（民告官）的胜诉率不足一成，一般徘徊在6%至7%，有的省份甚至不到2%.虽无法通过这样的数字得出确定的结论，但还是可以统括的说，如果法治难以在公权面前强调自己的权威，就根本无法分流信访在解决社会矛盾上的重压。

　　有观点认为，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中，没有信访存在的必要。但中肯看来，信访仍是一种处理社会问题“余量”的制度安排，可以作为政府自我矫正的多元手段之一，亦可成为开放型政府与民众接触的常规、低成本渠道，其问题还是在于摆脱严重错位、回归正常角色。而信访功能的淡化（或者说回归正常），取决于社会治理能否向法治转轨，全能政府能否向有限政府转变，维稳逻辑能否服从法治精神。也即，取决于改革能不能使人们相信，政府不是社会公正的最终裁决者，它也不过是裁决的对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