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共同发布行政体制蓝皮书——《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2014—2015）》。报告显示，简政放权、激活市场和社会活力改革中有可能遇到的最大阻力，是部门利益作祟，有的把权力变成与民争利的工具。

　　部门利益成改革最大阻力，这一结论其实并无新意。早在2006年就有学者撰文指出，要警惕在行政机构改革中的部门利益膨胀，并指出部门利益已呈现出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的特点。事实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2013）》蓝皮书也称，近六成人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大难点”来自政府的“部门利益”。

　　改革进入新常态，改革的力度越大，范围越广，部门利益的阻力与应对也会更明显和剧烈。这从李克强总理近来多次的怒斥就可见一斑。网费贵，银行收费高，环评多……这些都是部门利益的直接体现。无独有偶，在3月2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在谈到确定今年国务院立法工作重点时再次指出：坚持权由法授、权责法定，严防“红头文件”越权代法，逐步减少行政规范性文件，严格控制在立法中新设行政许可，“严防部门利益法制化”。

　　总理之怒，表明部门利益在简政放权改革中的阻力作用已经白热化，已严重影响了改革的进度与实效。然而，正如总理所言，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仅靠总理的个人怒斥与苦口婆心的劝告和提醒，要部门自愿放下部门利益，无异于奢望。部门利益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完善权力的运行与监督机制上来。

　　利益之所以能够被部门化，首要原因在于权力的运行呈现出部门化的特征。很多政策、法规，包括简政放权背景下的权力清单建设，大多都是由具有强势话事权的部门制定。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缺乏外部的权力制衡，包括人大和公众参与的缺席，使得改革的进程与深度，在某种程度上实质被部门事先进行了“议程设置”，出现了改革被部门利益实际掌控的局面。在这样一种局面下，改革离公共利益的期待当然会相距甚远。

　　如何确保不让改革方案的设计和实施陷入部门利益的掌控之中，关键在于要解决部门决策无监督的困境。譬如，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到底在哪里，部门规章与上位法出现冲突该如何办，等等，都不能靠部门自身进行裁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建立违宪审查机制。一旦违宪审查机制能够得以建立并发挥作用，这对于杜绝部门利益，特别是防止部门利益的法制化，将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因此，相关的机制建设应该尽力提速。

　　限制部门利益，还要为已有的部门利益松绑。一些部门之所以强势，恰恰在于其拥有不可限量的行政资源和市场资源的垄断权。如为保障国企的垄断地位，为市场的准入设立繁多的市场壁垒，表面看民资可以进驻，但在现实中却屡屡碰壁，形成玻璃门效应；比如高速公路收费，某些部门将自己当成市场主体等等。这些都需要通过有效的、深度的改革，来削弱一些部门对于既得利益的留恋，不致让其成为更深层次改革的更大阻力。 都在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个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于部门权力。因为在我们的权力体制中，政府权力归根结底是由各个部门的权力所组成。所谓“政令难出中南海”，也大多是表现于被部门权力所截留。而最好的笼子，就是激活包括宪法审查与公众监督在内的权力制衡机制。

　　部门利益成为改革的阻力要警惕，但更要明白，其实部门利益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对象。政府与市场边界模糊，社会财富分配失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表现就在于，一些公共利益被部门利益蚕食，一些属于市场的领域被部门权力所垄断。于此而言，在改革过程中，首先需要一场观念的转变，即承认政府的自利性；然后再是对此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督体制建设，涤荡权力的自利空间。如此方能确保改革朝着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稳健推进，改革红利不被部门利益所扭曲。在大改革的时代，是时候攻破部门利益这一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堡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