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走访多位北京高校青年教师了解到，可望而不可即的职称晋升、过度倚重科研论文的评价考核、教书育人全凭良心成为他们热议的话题。譬如“30名副教授争一个教授名额”——比起生活压力，他们更怕的是这种没有宽松公平的学术环境和合理的评价体系，期盼能从根本上解决科研教学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问题。

　　高校职称之路上“拥堵”到什么状态？清华大学某院系提供了例证：副教授王老师今年39岁，2010年评上副教授。他说，现在系里一年只有一个评上教授的名额。30个副教授就争这一个名额，而且每年还新增两名副教授。僧多粥少，定量供应，就是拼死拼活，只要职称体系岿然不动，30个副教授要完美晋升教授职级，起码也得翻过30年。不过，多少青年才俊的梦想能耗过30年？

　　前一段，传说中的公职人员“离职潮”，据说肇因之一便是基层公务员“向上流动”渠道偏窄。去年初，流传甚广的《上海80后公务员辞职自述》即为写照。事实上，不单单基层公职人员面临上升空间的烦恼，基层教科研工作者，命运也是如此。职称评审制度诟病已久，评审黑幕、论文垃圾、学术泡沫，此类症结几乎都和学术生态密切相关。

　　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的困境是：书教得再好，只要没有论文，也难评副教授、教授；而即便有了论文，如果没有名额，论资排辈下去，还是评不上副教授、教授。长此以往，劣币驱逐良币后，无非两个结果：一是真心教书的心灰意冷。譬如去年底，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周鼎的“自白书”引发热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因为一个老师的职称只与他的科研成果有关。”去年，其所在学院强烈推荐周鼎为副教授，走学校专门为公选课教师特意开辟的“绿色通道”，但因工作年限和工作量等硬指标，还是没能过关。二是科任老师都被逼去“搞学术”。论文靠拼凑，学术走江湖。或者正因如此，北京大学近日宣布，该校世界历史专业博士于艳茹发表的论文存在严重抄袭行为，决定撤销其博士学位——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北大严惩学术不端的行动，并未得到舆论一致点赞。净化学术环境，治本之计在于制度环境，如果评审制度不转身，杀鸡儆猴终究意义聊聊，或者说，还是难以禁绝前赴后“抄”。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界别的代表委员仍在疾呼，“实施高校教师职称分类评审”“把职称评定权交给地方高校”。遗憾的是，中国高校学术生态之弊业已根深蒂固。譬如今年2月，浙大校友会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条题为“浙江大学将现1988年教授、博导陆盈盈”的消息，舆论质疑的点很多，其间普遍性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大学本科毕业才5年、博士毕业不久的27岁年轻女孩，真的能胜任指导博士生的重任？这个问题之所以会成为问题，恰在于别说学界，公共舆论早以刻板思维，料定中国学术就是“论资排辈”“不可特例”的事。职务职称体系固化，不拘一格“用”人才，无异于痴人说梦罢了。

　　一项民调显示：有关哪些职业最受职称评审之“累”的调查中，“教师”排在首位，73.2%的人选择此项。共识早已达成，改革箭在弦上。在实践层面，譬如除浙江大学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已在一定范围内探索试行“tenure-track”制度；又譬如湖北职称评审开啃“唯论文论”的硬骨头，教师实行分级评审，试图扭转“重科研、轻教学”局面……眼下看来，这样的努力尚需顶层设计及早回应。制度化的学术生态健康有序起来，高校“职称拥堵”的怪现状才会终结，而青年教师的职业梦，才会真正走进春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