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坐在延安中央大礼堂简陋的长条板凳上，眼前总是浮现70年前党的七大会议热烈场面，耳边似乎仍回荡着党的领袖们铿锵有力的发言。就是在这里，周恩来做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回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并从“要认清楚敌人、队伍和司令官”三个方面总结了经验。他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司令官’”。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司令官”问题上，当年蒋介石认为国共合作是“招抚”，现在也有人以为中共的政府和军队加入国民党是“被统”，这些看法显然不正确。

　　什么是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毛泽东曾经做过这样的诠释，“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这种用“行动”来实现的凝聚作用和带动作用，就是领导。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和毛泽东会后不久所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指明了在抗日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斥责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在这一总政策前提下，调整了对国民党方针，把“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1936年下半年，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础上率先形成了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并与晋、绥、察、冀、滇、桂、川、新、甘、陕等地方实力派初步建立联系，为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和全民族抗战局面创造了条件。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积极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内战争到团结抗战的转变。“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我党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经过与国民党的多轮谈判，以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努力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并发展起来。这就是中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在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较大消耗。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诱降和英美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畏惧，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旗帜。这也是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怎样才能当好这个“司令官”？

　　“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因为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这是周恩来在此次报告中总结党的历史教训和抗日民族战线的特点，得出的鲜明结论。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坚持既然当前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理应由资产阶级主导，无产阶级仅仅是帮助资产阶级而已，这无疑就放弃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结果造成国民党右派肆无忌惮的“清党”“分共”。可见，不要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错误的。同样，如果像彭述之那样，仅认为无产阶级觉悟高、本领大，领导权是天然的，不要争！也不会获得领导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存在着更广泛的民族性和复杂的阶级矛盾。在这个阵线内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统一战线领导权，“不但大资产阶级争，自由资产阶级也争，小资产阶级也争。他们总要照他们的思想来领导这个队伍。”中共要争得领导权必须做到：一要制定正确的政治纲领，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二要对同盟者进行政治教育，在政治上把同盟者觉悟水平尽可能提高到当前革命纲领的水平；三要率领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四要在教育同盟者的同时，照顾同盟者的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

　　在同资产阶级联盟中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1939年毛泽东发表的《< 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中走过来的，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对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时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历史表明，如果党不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党不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它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斗争，党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历史上我们党在资产阶级的联合与斗争问题上栽过跟头、吃过苦头。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放弃统一战线领导权，大革命失败了。抗战初期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也造成一定损失，犯过把自己整个队伍送出去的右倾错误。相反，实行关门主义，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犯过把整个队伍推出去的“左”倾错误。因此，党的正确方针，“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个方面”。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互争领导权的主要是国共两党。抗日战争时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集团，“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是统一战线中的顽固势力，具有两面性。对他们抗日联共的方面应当加以联合，对动摇反共的一面，必须进行针锋相对斗争。在抗日战争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整套成熟有效的斗争策略方针和原则。党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有理，就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利，就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有节，就是休战原则，斗争必须要有节制，应适可而止，以免统一战线破裂。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历程，深刻总结其历史经验，承继这份政治遗产，对于发展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对于指导当今世界大格局中的合作和斗争，定会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