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出版的《中国经济周刊》的文章披露说，7月17日，中央各部门的2014年决算与“三公”经费（因公出国、公务用车、公款接待）决算数据集体“亮相”：2014年中央部门“三公”经费支出合计58.8亿元，比上年减少12.74亿元，下降17.81%。报道说，自2010年开始，中央一级的党、政部门共压缩“三公”经费支出35.9亿，与2010年支出94.7亿元相比，2014年“三公”经费实际支出减少了一半以上，5年来中央部门“三公”经费支出呈逐年递减趋势。

　　上述媒体简单回顾近两年“三公”经费压缩的轨迹称，中共十八大后，中央党、政部门厉行压缩会议、精简文件、整治“舌尖上的浪费”，大力整治“车轮上的铺张”和“会所中的歪风”，在“八项规定”贯彻执行的第一年（2013年），中央各部门的“三公”经费支出合计约70.15亿元，比2012年实际支出减少4.1亿元。2014年是“八项规定”贯彻执行的第二年，削减势头更猛。中央各部门的“三公”经费支出合计约58.8亿元，比2013年实际支出减少11.35亿元，仅次于2012年的削减支出。

　　所谓“三公”经费，实际上就是各级政府行政开支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三公”经费就是各级党的机构和政府机构的党务和行政事业开支。有关研究把中央政府向人大会议报告的财政预、决算中的“财政支出”项中的“行政管理费”（2007年前报告设项）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07年后报告设项）视为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以此为单位，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相关数据表明，行政管理费用在财政总支出中的占比在1990年时为9.83%。从国际比较看，接近10%的占比已经处在较高水平。但是，17年后的2006年，这个占比已经增长约1倍，达到18.73%。这期间，在2004年，这个占比还曾达到过最高的19.38%。如果对应财政支出，则2006年的行政管理费用达到7571亿元，为1990年的18.2倍，增速达20%，最高年份的增速达近25%。这个增速不仅远超同期GDP增速，也大大超过了全国财政支出增速。

　　问题更在于，行政管理费用的上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府工作的效率，更反映了政府的自控能力、相关编制法规的约束能力以及行政改革的状况。当然，政府行政成本的上升，也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等诸多关系的最直接反映，也是改革总体状况以及法治状况的一个标志性指标。如果政府的管项越来越多，权力边界模糊不清，机构膨胀不受限制，那么，行政开支上升就是必然结果。

　　所以，中央一级党、政机关“三公”经费的下降，应该带动中央一级党、政机关行政成本的下降。从这个角度讲，中央一级党、政机关的“三公”经费在5年减了近36亿，平均每年7亿出头，这个数字无论如何不能算多。据上述报道称，6月底，审计署公布的46个中央党、政部门、单位的2014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表明，这些党、政部门和单位的“三公”经费问题仍然突出：“公开资料显示，这些中央单位审计查出的‘问题金额’超过142亿元，超过七成单位‘三公’经费存在问题”。如果以这些部门和单位的数量作分母，而以“问题金额”作分子，则这个数字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数字”。

　　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央一级党、政机关，“三公”经费仍然还有太大的压缩空间。随着个人及家庭收支结构的变化，“三公”经费中待遇型的公款用车、公款吃喝都应逐步并尽快予以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