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近日首度全文公开。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提到了著名的“塔西佗陷阱”——“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他进而阐发说，“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谓不严重”，“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就在讲话稿广泛流传的这几天，人们一次次目睹公权力部门游走在“陷阱”的边缘。山东东营市政府网站就山东滨源化学公司“8·31”着火事故的通报里，赫然写着“遇难者家属情绪稳定”，引发轩然大波；南京警方发布“6·20”宝马车肇事案鉴定结果，则称肇事司机案发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更遭到普遍质疑。再早先，各地发生的多起公共事件中，公权力机构的声音常常不为公众接受，甚至遭遇强烈反弹。在一些地方，“你说我不信”、“越说越不信”，成了官民对立的突出表征。

　　当类似现象一再重演，公权力部门已然陷入某种“越描越黑”的困境，其本应具有的公信力和权威地位也被迅速蚕食。大而言之，这对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当然是一个考验。而执政能力的强与弱，与群众观点的牢固与否总是互为因果。对公共事件而言，处理过程中的一言一行，都不只是技术性问题，而同样体现为公权力部门的观念与情怀。

　　诸如“遇难者家属情绪稳定”之类的表述，显然是一次人为的“间离”，直直地将政府部门推到了社会公众的对立面。谁都知道突遭横祸的家庭不可能“情绪稳定”；即便真的“情绪稳定”，党政机关也无权“代理”个人情绪。然而，这样的表述却一度被当作灾难处理的“万灵药”，不少官员下意识地要说一句“情绪稳定”，似乎借此就能撇清某种责任，或者为当地的“维稳”加点分。殊不知，这种完全忽视群众心理和社会诉求的片面“维稳”，非但曲解了“维稳”的本意，更可能进一步挑起社会的激烈情绪。

　　相较之下，南京警方发布的“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饱受攻击，似乎有点冤。医学上“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确有其症，尽管“事发时病发”的解释看上去很是荒唐，但法律毕竟要讲证据，谁能说警方的发布就是“十足的欺骗”，而观者的抨击就是百分百真理？然而，如今官方回应遭到舆论的强烈反弹，恰恰是因为在事故处理伊始，相关方面就没有正视舆论和群众的高度关切，试图用随意的“官方表态”敷衍过去，结果被人们抓住话柄。事到如今，即使这一次的官方发布真的很“准确”，但深植于人们心中的习惯性误解，却已经很难消除了。

　　我们并不是说，这种公众的习惯性误解就一定是对的，但相关方面至少需要付出一点特别的精力，来消弭这样的隔阂。其实许多“习惯性误解”的肇因，恰恰来自另一方的习惯性思维，比如“官方”就意味着“舆论强势”，“权威”就意味着“高高在上”，“专业”就意味着“一言堂”。一些官员心中根深蒂固的这类想法，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习惯性话语”和“习惯性手势”，比如“家属情绪稳定”，比如针对公众质疑的置之不理。

　　在群众观点这个根本宗旨之下，这样的“习惯性”当然是错的。习近平总书记告诫人们小心“塔西佗陷阱”，也是要让干部和官员们从这样的习惯性中走出来，重新回到群众路线的本意上。也是这几天的新闻，安徽高院在亳州市委机关报上刊登公告，向曾遭误判的19名蒙冤者公开道歉，开了一次全国先例。这虽是司法体系内的事，道歉之外也有追责的问题，但道歉行为本身却为整个公权力体系提供了一次示范。有时候问题和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正视的勇气和改正的动力——很多问题，往往是过错一方不愿认错、不敢道歉，而导致一错再错的。如果干部官员们都能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吾日三省吾身”，即便偶有失误也不惮认错改过，那么距离人们担心的“塔西佗陷阱”，自然会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