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境内接受国内外社会捐款捐物总额突破千亿元大关。2008年，我国慈善捐赠总量曾超过1000亿元，其中700多亿元为针对汶川地震的救灾专项捐赠，常规捐赠仅321亿元。而2014年，全国捐赠额共计1042.26亿元，常规捐赠达到986亿元，标志着中国慈善捐赠正式进入“千亿”新时代。令人兴奋的同时，突破千亿元大关的中国慈善将走向何方更值得思考。

　　慈善在现代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单看定义，慈善就是一部分人通过捐款捐物的方式去帮助另外一部分人。但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它涉及的并不是简单地献爱心、帮助人，而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机制。作为二次分配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慈善可以减少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此外，与普惠性的社会保障不同，慈善事业往往会更关注特殊群体，更有针对性地帮助某些特定的小众的困难群体，从而弥补社会保障的缺口。所以说，慈善是现代社会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润滑剂，慈善事业的发展也会更有利地推动我国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

　　中国慈善进入千亿元新时代，从根本上来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我国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和积累的结果，也是我国公民意识觉醒的一个体现。汶川地震等诸多重大公共事件，对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在中国慈善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人们也看到对慈善的种种争议、不解、质疑。例如，郭美美事件引发的慈善公信力焦虑、陈光标高调捐赠对慈善者形象的颠覆、蜂拥而至灾区的好心人怎么会帮了倒忙，等等。人们也在反思诸多慈善伦理困境，例如，得到资助是否必须“上台讲几句”表示谢意，对社会名人是否可以从道德高地进行逼捐，慈善明星是否就是传统的“大善人”，等等。这些都说明，中国慈善确实长大、变壮了，但还需要进入一个精细化、专业化、规范化的新发展阶段。

　　对慈善而言，进入新阶段不只是一种“变大之后变强”逻辑的简单复制，还因为“变强”对中国慈善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比如，资金使用的规范性问题。假如慈善规模为300亿元时，资金使用不规范可能意味着300亿元的损失；而当慈善规模达到1000亿元时，资金使用不规范则意味着更大规模的浪费。后者不仅仅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侵蚀，也会遏制人们参与慈善的积极性，削弱人们行善的动机。可见，一方面，慈善规模的庞大使我们更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另一方面，慈善数量的增长更要求慈善事业健康规范发展。

　　因此，中国慈善事业未来的着力点至少有几个方面：一是加强慈善机构内部管理能力的建设。譬如，慈善机构要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使民众可以通过正常渠道了解所捐款物的数量、使用情况等。要进行慈善信息公开，包括慈善工作动态的公开、慈善捐赠物的公开、慈善会员会费的公开、慈善救助款物的公平等。二是加强慈善伦理建设。譬如，如何避免慈善中的道德绑架，如何实现传统感恩观念的现代化转型，从而真正建立现代慈善伦理观念。三是加强慈善法治建设，为慈善事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