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注重“凑数量”，不考虑中低收入群体工作生活便利，建成的保障房更像是地方政府的“政绩房”。只有对保障房建设中责任错位、阳奉阴违的政府部门严肃追责，才能倒逼政府转变观念和职能，提升履职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避免保障房重演“空城计”。

　　数以万套的已建成保障房，在江西、河南、吉林、湖北、贵州等多地却成了“空置房”。国家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审计结果公告显示，有5个省已建成的5.75万套保障房闲置。除居住质量不佳，部分保障房还在资金管理、建设、分配环节不透明，甚至沦为“虚假工程量”。

　　此前，国家审计署曾公开披露，贵州省贵阳市有3万套保障房竟一直闲置。一些小区房子虽已建好，但是水、电等还不能入户，这些保障房项目共涉及投入85.43亿元，可因为配套设施不完善，老百姓有房却迟迟住不进。贵阳市的情况并非孤例，如山东青岛白沙湾片区保障房因为位置偏僻、缺乏配套设施而遇冷，全国最大保障房社区成了一座空城。

　　一边是中低收入群体期盼早日实现“安居梦”，一边是大量保障房空置。经过几年高速建设，保障房进入“产出”高峰，但一些地方保障房入住率低，“民心”屡遭尴尬。在一般人眼里，在刚性需求旺盛的当下，价格实惠的保障性住房理应出现竞相申请、鲜有空置的局面，可事实却是，保障房屡屡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困境，本应是保障对象企盼保障房，却变成了保障房静候保障对象，仅5个省就审计出5万多套保障房被闲置，照此推算，全国又该有多少保障房被闲置？

　　保障房是地方政府部门面向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建设的，属于城市的公共服务和保障供给范畴。从相关报道来看，一些地方保障房不受百姓待见，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保障房价格没有多大吸引力。一些城市的保障房价格和租金与市场价相差无几，远远超出中低收入阶层的经济承受能力。二是保障房选址偏僻是很多城市的通病，无论是经济适用房、限价房还是廉租房、公租房，大多远离市中心，加上建筑质量低劣，市政配套设施差，生活极不方便。如在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的深圳，两年前建成的一个公租房小区，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租金才600元，价格如此实惠，竟然有近半数公租房遭弃租。一位市民道出其中缘由：项目位置偏远，去城里没有公交车，进城骑自行车要花3个小时，且路况混乱、行路安全难以保障，让人“租得起、住不起”。

　　保障房建设由政府部门主导，这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政府部门却不能关门操作。一方面，在公权力尚没有受到有效约束和监督的背景下，关门操作难免会权力自肥，谋求部门利益；另一方面，某些权力部门官僚主义突出，并不把保障房看做是公共服务供给，而怀有很强的“施舍”心态。

　　关门操作的结果，会出现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些政府部门给自己建的保障房往往位置优越、面积超标，保障房变成了“官适房”，而给中低收入群体建的保障房大多被“放逐”到了偏远地段。由于在保障房选址建设中，中低收入群体之于保障房没有话语权，选址和建设更不可能体现他们的意志，而几乎完全变成了政府部门的单向操作。这是保障房建成却无人问津的深层次原因。

　　住房不仅仅是用来遮风挡雨的，它也是用来“生活”的，保障房不仅要“能居”，更要“宜居”。各地保障房频演“空城计”，意味着大量保障房没有发挥应有的保障作用，惠民的政策走形变味，造成了大量资金、土地的浪费，更无形中加剧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困境，戕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只注重“凑数量”，不考虑中低收入群体工作生活便利，建成的保障房已不是“民心房”，而更像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绩房”。对此，亟须严格依法依规问责追究。只有对保障房建设中责任错位、阳奉阴违的政府部门严肃追责，对涉及严重违法或腐败犯罪的人员依法惩处，才能倒逼政府转变观念和职能，提升履职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避免保障房重演“空城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