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流行是一个伪概念，不管时代怎么变，总有流行的东西占据那一块空间。批评流行的人恐怕不会意识到，自己也被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过。

　　在我看来，“流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语——它本身的意思是紧跟时代潮流，指代得到大众（或者较大群体）追捧的事物；而一件事物一旦流行起来，就几乎意味着未来行情的衰败，如果一个事物永远“流行”，那就称不上是流行了。似乎，一切流行都是为不流行而准备的，对流行语来说也是如此。可能许多人知道这几天正流行的“主要看气质”，但是谁还经常使用今年上半年一度流行的“然并卵”和“Duang”？

　　流行语几乎存在于每一个时代。在这几天热播的电视剧《芈月传》中，有一个观众热议的人物形象黄歇，原型是被称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春申君是个很“潮”的人，他不仅创造了“移花接木”这样的成语，“春申”本身就是流行语：上海的黄浦江被叫做春申江，上海申办世博会成功的晚会上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告慰春申君》——尽管严谨的历史学家指出，其实黄歇和上海没什么关系，但是很多流行不都是穿凿附会的吗！

　　曾经，我们也经历过对流行批判的时期。这个段子许多人都听过——一位上流社会的太太在大谈流行的好处时说：“流行的就是好的。”著名钢琴家李斯特立即反驳：“难道连流行性感冒也是好的吗？”其实，“流行”和“流行性感冒”在欧洲语言中是完全不同的词语，这个故事只有在汉语语境中才能被编出来，“上流社会”更是暗藏嘲讽。实际上，批判流行是一个伪概念，不管时代怎么变，总有流行的东西占据那一块空间。批评流行的人恐怕不会意识到，自己也被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过。

　　改革开放初期，流行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就连故宫的太庙都曾经举办了一场时装秀。有人总结过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流行语，“万元户”“皮包公司”“大锅饭”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几个。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处于二三十岁的人来说，很多习惯使用的流行语都跟经济有关，因为把钱挂在嘴边不再是可耻的事情。流行语是社会思潮的印刻，可以说，流行语的使用范畴越广、数量越大，社会环境就越趋向于开放。

　　对如今的90后以至00后来说，流行语不需要那么多的宏大主旨。一些流行语是“无厘头”的，“无厘头”这个流行语来自粤方言。外部文化影响流行语，现在还直接体现在外文直接被当成流行语使用。比如时下最流行的“wuli”，是韩语“我们”的音译，韩国人把这个词前置于很亲密的人的名字，在中国流行则变成了称呼“wuli+明星名字”。至于“狗带”这个词跟小狗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来源自一演唱会上歌手唱到英文“go die”——可见，流行语已经是不同文化的混搭。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流行语，不同的流行语又反过来影响它的时代。有些时候，流行语可以破除旧制度造成的思维定式，从而更高效地推进制度改革。比如，从“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到“穿草鞋还是穿皮鞋”的流行语变化，就是从一味强调服从，变成把选择权交还给个人。流行语的表述往往是最形象的，当年如果没有新的流行语替代旧的流行语，不知道历史的转折会不会更艰难一些。一句话说得好，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对文字工作者而言，苦恼的莫过于是否该在职务作品中使用流行语，尤其是上面列举的只属于特定代际群体的流行语。媒体有将流行语“正名”的功能，再奇怪的流行语，如果写进了新闻报道，似乎就登堂入室，跻身标准现代汉语的队列了。不过其副作用在于，一旦为媒体所用，流行语似乎就不再“流行”，而成了通用表达，很难说这究竟是流行语的幸运，还是流行语的悲哀。比如，自从严肃大报习惯使用“给力”这一网络词语后，似乎这个词在网络上的表现就不那么“给力”了。

　　和许多代沟的表现特征一样，流行语的代际差异也会让两代人之间的沟通产生障碍。有人娴熟地通过“火星文”成为网络大V，也有人使用严谨的现代汉语来微言大义。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诗人本·琼生，曾给莎翁留下这句读起来有点拗口的评价：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严格说来，我们现在通用的很多表达都是一时的流行语，那些适用于“所有的世纪”的流行语被保留了下来。这些流行语因不再“流行”而灭亡，不过无需庸人自扰，流行从来不会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