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每一次突破，都会给迷茫中的人们以抚慰、给焦虑中的人们以信心

　　年初，一位博士的《回乡日记》刷遍网络，“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一声长叹，击中多少心绪。人们感慨，这是一个国家高速发展中的“生长之痛”，不可避免。不过，改变似乎比人们想象的快。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释放积极信号，2016年1月1日实施的居住证暂行条例，将让更多异乡人在城市里找到归属。

　　这是2015我们时代我们生活的一个典型场景。这一年，马航失联的亲友还在牵肠挂肚，巴黎暴恐的枪声让孩子想要逃离，人们意识到，这世界与己无关的事越来越少。这一年，经济低迷、地缘动荡、文明摩擦，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感，“压力山大”依然存在，焦躁不安还在弥漫，但人们也发现：除了个体内部的自我调适与化解外，对整个社会群体来说，改革的获得感，是抚平情绪、纾解焦虑的最好镇静剂；以人为本的价值指向，才能让信心耐心在人们内心不断生长；国家富强与全面小康，才能使老百姓多一点“稳稳的幸福”。

　　焦虑是一种时代病。美国的研究机构数据表明，1980年，有2%—4%的人患过焦虑障碍；1994年，这一比例达15%；而到2005年，上升为28.8%。全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焦虑，对中国人来说，这种群体性焦虑更为突出。一个世纪前，世界还定义中国人是“漠视时间的人”，现在，则发现中国人甚至成了“最急躁最没有耐性的地球人”。“手机在响，电话在催；最爱‘快进’，狂点‘刷新’；做事最好名利双收，理财最好一夜暴富”，外国记者笔下中国人的焦虑生活，其实包含着复杂成因：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欧美百余年的进程，这背后，有时不我待的奋起赶超、人民对更好生活的梦寐以求，但滞后的社会结构、转型的剧烈碰撞，加大了社会关系中的不平感、焦虑感和紧张感。

　　“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正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法国《费加罗报》的这篇社论标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视角。正如他们所说，“快速”让许多中国人产生困惑与焦虑，但对于为“失速”而担忧的西方国家来说，却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发展动力。

　　事实上，2015的中国，对接社会焦虑，国家的发展和改革的推进都在调快指针。从年初“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出，到年末“五大发展理念”的确立；从“对准焦距，找准穴位，击中要害，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到“使改革更加精准地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更好造福群众”；从打响脱贫攻坚战，到向污染雾霾宣战；从毫不手软地“打虎拍蝇”，到确保“民生之本”就业创下新高，正是这些发展理念、价值指向，让改革有了含金量，使群众有了获得感。

　　依旧有公平正义的焦虑，但司法改革的大刀阔斧，云南巧家“投毒案”历经13年的改判，让更多人从个案中感受到阳光；依然有“办事求人”的烦恼，但简政放权的落地、作风建设的推进，一步步挤压“潜规则”的空间；年轻父母还会为孩子择校发愁，但“就近入学”的新政，让虎爸狼妈们卸下一点包袱；“最悲伤作文”让人心酸，但“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的立誓与行动，许给了“野百合”们一个不远的春天……改革的每一次突破，给迷茫中的人们以安心、给焦虑中的人们以信心。顶层与基层，国家与个体，由此建起了良性的互动，获得了发展的动能。

　　观察2015还可以发现，另一种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正在取代负面情绪的焦虑。“燃灯者”倒在了司法改革的前线，但“要把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成为共识；网络租车与传统租车论战的背后，是“互联网+”时代下治理的新挑战；“这些新政与你有关”每月发布，创业者们不再担心办证，而着急找到“让猪飞起来的风口”。正如惠特曼在《大路之歌》中唱的，“你刚到达你要去的那座城市，还没有满足地安顿下来，你又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呼唤叫了出去”，这“呼唤”，蕴含着对“未来会更好”的确信，是推动中国30多年波澜壮阔变革的伟大底力。

　　28年前，邓小平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仅是赶上时代。如果我们不能勇于引领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如果不能迎来下一个5年、实现“全面小康”百年梦想，那才是最大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