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选举尘埃落定，70人当选为立法会议员。按一些媒体归类，其中建制派阵营共获得41席，略少于上届立法会，约占总议席的60%，建制派与“泛民”派两大阵营的议席比例保持了上届立法会的基本格局。

　　变化最大的是“泛民”派内部，老泛民阵营严重缩小，被认为是“本土派”人士的年轻候选人获6个席位，分走地区直选总选票的19%，成为很受关注的一支新力量。其中最年轻的立法会新议员罗冠聪23岁，是“占中”期间的学联常委。

　　“本土派”强调香港民众的“自决权”，这些当选议员都不公开宣扬“港独”，但“本土派”常被认为与“港独”有千丝万缕联系。“本土派”对中央权威及《基本法》常常表现出激进的抵触。

　　“本土派”一方面同样热衷于意识形态，一方面他们的票源主要是对就业、住房充满焦虑的香港年轻人，“本土意识”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们对现实表达不满的情绪宣泄，而未必都是与“港独”有关的政治信仰。

　　建制派仍占据立法会一半以上的席位，但“泛民”派占据多于否决权所需的三分之一以上席位，而且年轻的激进议员增多，后者对议会政治的规则和要义需要一个了解、熟悉的过程。多数分析认为，未来一段时间香港的治理将面临更多困难，“立法会斗争”更趋复杂。

　　不过需要看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有序性”也在逐渐建立起来。

　　首先，中央的权威得到真正落实，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基础充分体现出来。香港政改在有序进行，激进“泛民”派的要求被否定，《基本法》的宗旨和中央意志岿然不动。本次立法会选举之前，公开宣扬“港独”的人被依法坚决剥夺了候选人资格，香港社会对这一切实际上都接受了，并且开始适应。

　　第二，“本土派”当选议员不管嘴上说什么，他们通过《基本法》确定的体制性规则进入立法会，实际上加入了体制运转。他们在体制内的对抗性活动可能更趋活跃，香港街头的政治乱象会增多还是减少有待观察。由于立法会内在结构的变化已是现实，探讨它对香港治理的绝对得失关系意义不大，更重要的或许是整个国家的治理弹性如何因应这一变化，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第三，香港“泛民”派的势力在增加，“本土派”在崛起，一些人将之视为国家围绕香港治理的“失败”。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可能存在问题。香港回归了，但若想让这个城市比上海、深圳对国家的向心力还高，在短时间里不切实际。加上香港施行多党选举，反对派在这里得以成长是笃定的。在所有多党选举的社会，反对派理论上都有大致相当于社会政治总规模50%的“成长空间”，区别只在于它们的成长速度和方式。

　　只要香港是理性社会，那么它是中国主权之下的一座城市这一现实就不会成为香港政治真正的冲击对象。2014年“8·31决定”彻底浇灭了少数激进“泛民”派的幻想，香港之后发生的事情大多应被看做技术层面的波折。

　　香港立法会上的噪声可能多一些，也可能少一些，但它按照《基本法》的精神持续运转，这或许最重要。香港治理消耗了中国社会的较多注意力，但是西式民主通常意味着比较多的内耗，香港也无法避免。

　　香港是世界发展最快且规模第二大经济体的“近水楼台”，同时它拥有独立行政和司法权，这是它的两个“优势”和“特权”，从城市利益角度，它不会拒绝其中的任何一个，而会让每一个的好处尽可能最大化。“港独”会是少数人搞政治博弈的噱头，但不可能成为城市的真实政治运动。

　　香港治理会比较“麻烦”，然而有这样的“麻烦”或许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宿命。我们应通过香港治理的实践增加对中国治理认识的维度，推动整个国家承受力的再扩容。那样的话，中国社会看香港一些僵局时就会多一些积极的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