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3日，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在杭州开幕，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指出：“‘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这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应有之义。”

　　“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语出《国语·晋语四》，其历史背景是：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曾多年流亡在外，后返回晋国，成为一国之君，即赫赫有名的晋文公，他励精图治、修明内政，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国力大增，“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就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轻关”为轻税政策，借此降低通关税收：“易道”是治理政策，以此剪除盗患，整饬交通道路。将“轻关”“易道”合并来看，显然有利于人、财、物在地域之间的往来与流动，因此“通商”可理解为以具体的措施实现商旅、商贸之互通。全面的经济政策需要农商俱利，“宽农”就是要放宽农政，减少农民负担，不夺农时。

　　可以看出，“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主导思想在于鼓励农商、发展生产、促进流通。若再深入分析，“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要旨可归纳为一个字——“通”。“轻关易道”可便利“通商”，这不难理解。“宽农”的政策取向亦在于求“通”——居上者体察稼穑艰辛，轻收税赋，征用人力不夺农时，这种宽以待农的政策有利于发展生产、充实仓廪，遂民所愿，自然可使上下和谐，通为一气。因此，“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深层次上是在努力实现地域之间、上下之间的通畅和通达。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通畅与通达被视为达至和谐状态的重要条件。《周易》的泰卦之所以有吉顺的内涵，其原因就在于“泰者，通也”。《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将泰卦引申开来，“通”的意涵就深刻而广大了。这样看来，“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虽然简易，但是抓住了“政通”——“人和”的施政本质。

　　中国历史证明，宽农以求上下通、利商以求地域通，能够有力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教训，以宽农为治国之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顺应了百姓休养生息的强烈愿望，连通了上下，为“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经济社会基础。盛唐以开放气象著称于世，国家鼓励通商，并设专司管理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城市云集了从海陆丝绸之路而来的客商，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成为唐朝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重要推动力。杜佑《通典》记载，开元年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这显然是一个唐朝版的“易道”“通商”。

　　当然，中国历史也有深刻的教训。清代乾隆皇帝晚年以天朝自居，闭关锁国，终使国势、国运在晚清跌落到历史的最低点。晚清维新派志士谭嗣同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闭塞状态严重阻滞了自身发展，故在《仁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仁以通为第一义。”在“通”的四义中，谭嗣同认为首要的是“中外通”，即突破地理、人为和文化的阻隔，开阔视野，学习外国之长。

　　今天，“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中国古典经济政策被赋予了时代新内涵。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可持续的内在动能，政府创造宽松有序的政策环境，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激发创造力，适应更多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创业梦想，已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和主要任务。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不断自我改革而日益开放的经济体系，而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也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共赢的发展实践使我们坚信消除各种阻隔的开放道路，并继续谋求更为全面的开放——“一带一路”战略正在将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便利地连接起来，在畅通贸易与投资、交流与合作之中，为各国开创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前，世界经济秩序与结构正处于深刻调整期，习近平主席借古语“轻关易道，通商宽农”阐明了开放、通达、共赢的中国方案，这受启于古人的智慧，更是当代中国连接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宏大愿景与坚定实践。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