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市文明办、市法院联合推出今年第2批（总第18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涉案82件、标的18766.97万元。上榜者59名，其中自然人36名、法人23个。黑名单已经在长江日报和长江日报微信公众号曝光。

　　生效的判决无法落实，赢了官司却拿不到钱，司法公正卡在执行环节，长期以来困扰着法院和权益人。近年来，对“老赖”的打击在不断升级加码，除了定期公布黑名单，施加舆论压力以外，还有限制高消费，限制乘坐飞机、高铁，限制出入境，禁止参加政府采购，禁止参加招投标等信用惩戒措施，也包括司法拘留等强制措施，呈现出对“老赖”的合围之势。

　　这一系列措施，确实对治“老赖”产生了显著作用，推进案件的执行，但现实中的问题依然很多。面对堆积的大小案件，法院的执行能力相对不足，动用司法力量的执行周期较长。当司法干预不能及时跟进，或者并没有采取硬性约束时，“老赖”依然可以混入广阔的经济社会生活中，逃避和拖延债务。

　　长期以来，对“老赖”的治理容易走入两个方向。一是“严刑峻法”论，强调对“老赖”下重拳打击，加大惩罚力度，动用更严厉的司法手段；另一个方向，就是强化对“老赖”个人道德品质的指摘。这些办法未必没有效果，但是，“老赖”的长期存在，是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要进一步挤压“老赖”的生存空间，还需要更多方面力量的加入。

　　不难发现，“老赖”之所以赖得了，拖得起，很大的原因在于，一个失信的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并不会明显感受到失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目前的一些手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给失信者造成不便，但除了司法拘留等强制措施外，其他较弱的方式其实谈不上让失信者“寸步难行”，一些“老赖”仍然享受着正常的公共和商业服务。当失信的代价并非不可承受时，客观上就为“老赖”提供了缓冲带，甚至与债权人和法院玩起“躲猫猫”。

　　提高失信的代价，并不一定只能是高额罚款、司法拘留或者是公开“羞辱”。通过密布社会生活各处的“限制”，织就一张全社会联动的大网，对失信者设置各种形式的“门槛”，让“老赖”处处碰壁，最终无处通行，被社会边缘化，甚至被迫游离于经济社会秩序之外。只要一个人还想参与正常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就必须清算个人的信用账，无处遁形，赖无可赖。

　　治理“老赖”，既是法律问题，更是个社会治理问题。社会治理，重在调动社会的积极性，一些具体的细节，还需要司法部门和社会各个层面的协调与联动。“老赖”归根结底是在社会上寻找避难所，要彻底铲除“老赖”的侥幸心理，就要靠社会的全面“助攻”，让每个角落都不给“老赖”留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