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表抗战宣言：“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抗战宣言发表的时间是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重温这份抗战宣言，仍能感受到那种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状态。

　　历史的曙光，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刻闪现。卢沟桥事变，将中华民族逼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正是从那时起，抗击侵略的英雄凯歌开始奏响。朱自清先生曾这样写道：“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从“一盘散沙”到“有血有肉”，这确乎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军队与军队的较量，归根结底是实力的比拼。1937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不到8000人，就敢对10万之众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挑起战端；回溯到6年前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以1.9万兵力对垒19万之众的东北军，却仅用两天便占领沈阳，1个星期占领辽宁，3个月占领东三省。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为什么能屡屡得逞？就在于当时的日本“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而当时的中国虽是幅员大国，却积贫积弱已久。以工业产值为例，日本当时为60亿美元，将近中国的5倍；再以空军为例，中国空军仅有战斗机305架，各式飞机加起来一共600架，而日本空军则拥有飞机2700多架。国弱启衅，落后挨打，这是近代中国受尽蹂躏的惨痛教训。

　　能战方能止战。卢沟桥上的累累弹痕提醒我们，战争的硝烟虽然散去，但战争之门并没有真正关闭。克劳塞维茨曾告诫人们：“当一个国家容许他的敌国无限制扩张侵略野心而不加以阻止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注定要开始衰败了。”我们珍视和平，但不乞求和平；我们反对战争，但不惧怕战争。对付那些肆意挑衅的豺狼，不能用美酒相敬，只能以猎枪相迎。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对于军人来说，最可怕的对手不是战场上的强敌，而是思想上的醉享太平、作风上的和平积弊、行为上的不谋打仗。思想上的马放南山，比现实中的刀枪入库更危险；头脑里的锈蚀，比枪口炮管锈蚀更可怕。军人生来为打赢。每名官兵都应点燃思想深处的狼烟，时刻保持枕戈待旦、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状态，树牢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思想，做好随时能打仗、打硬仗、打胜仗的准备。